“夏四月，以南京地屡震，命往居守。五月庚辰，仁宗不豫，玺书召还。六月辛丑，还至良乡，受遗诏，入宫发丧。”《明史》用短短三句，勾勒出一个真实的片段。而文字背后的历史，又是怎样的波谲云诡？

　　在新书《两京十五日》中，马伯庸切入《明史》中的真实记载，将无数细节填入历史的缝隙，创作出一场扣人心弦的千里奔袭：明朝洪熙元年（1425年），太子朱瞻基刚到南京便遭人暗算，惊魂未定之际北京传来消息，皇帝病危，一时间南京、北京暗流涌动。为了力挽狂澜继承大统，需要尽快赶回北京的朱瞻基选择沿大运河北上。一路上各方势力角逐厮杀，朱瞻基等人险象环生。在这场奔逃中，明代大运河沿岸的风物画卷也缓缓展开。

　　从2000年开始在网络论坛上写小说，到后来出版作品，并斩获“银河奖”、人民文学散文奖、朱自清散文奖等多个文学奖项，马伯庸的创作一直是不拘一格、天马行空的，涵盖科幻、武侠、推理、历史等众多类型，因此有了“文字鬼才”的称号。

　　他的历史悬疑小说，如《风起陇西》《三国机密》《长安十二时辰》以及《两京十五日》等，以扎实的历史考据、丰富的想象力、严密的逻辑和幽默的文风被众多读者喜欢，也被认为是最能展现马伯庸风格的一种类型。

　　有读者将这一类型命名为“考据型悬疑文学”或是“文学考古”。而在马伯庸心中，他是以“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为原则，利用既有的考古和历史资料，最大限度地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和社会规则，进而创作一种历史的侧写。

　　草地：新作《两京十五日》的创作灵感从何而来？

　　马伯庸：我一直很喜欢京杭大运河，想为它写点东西，但这是一件难度很高的工作。大运河绵延数千里，沿途几十座城市，前身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跨度都非常大。这样一个宏大的造物，必须要找到一个好的故事去承载它，才能让读者领略到大运河的魅力所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的一个朋友发给我一段明史资料，讲明宣宗朱瞻基当太子时出巡南京，洪熙皇帝在北京突然死亡，他必须从南京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北京去继位。这恰好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切入点，于是便有了这么一部小说。

　　草地：《明史》中关于朱瞻基从北京到南京再返回的记载只有这寥寥数语，但《两京十五日》中既有惊心动魄的悬疑情节，还展现出大运河沿岸的风土人情。您是如何构思的？

　　马伯庸：我一直认为，要写好历史故事，就必须要把读者带入到独一无二的时代氛围中去。虽然都是古代，但汉与唐的氛围是不同的，唐与宋的氛围也是不同的，要写出每一个时代特点，就必须对那个时代上至社会规则下至衣食住行都做深入研究。为了写这部小说，我啃了大量明代的专业研究书籍、学术论文、考古报告，差不多能装满一书柜；同时也去做了实地调研，沿着大运河的几个重要节点考察了一圈。当一个人掌握了足够多的资料，见识了足够多的风景，自然便会有故事可以讲，有情绪可以抒发。所以写这部小说的过程，其实也是一段难能可贵的学习经历。

　　草地：创作过程中有什么有趣的经历吗？

　　马伯庸：这部小说的发生舞台是南京、北京和京杭大运河——严格来说是江北段京杭大运河——为了体现当时的市井风貌，我希望让每一个城市的口音都略微有点当地特色，与其他城市有所区别。明代的口音，几乎不可考，所以我只好参考现代方言，找了南京、扬州、淮安、济南、临清等地的朋友请教。结果我发现方言里最易学的部分是脏话，而最具特色的也是脏话，放在书中人物的语言里，效果斐然。写完这部书以后，我方言没掌握多少，天南地北的脏话倒学了一大堆，可惜没什么发挥的场合。

　　草地：《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等小说都是将大量的历史信息浓缩在很短的时间内，这是一种写作策略，还是一种历史观？

　　马伯庸：我是个急性子，日常行程都是按小时来分割的，一旦迟到或延长，就有种隐隐的不安感。只有确信所有的事情都按照既定安排在迅速进行，心里才能踏实。所以与其说限时写作是一种策略或历史观，倒不如说是作者本人“心理疾病”的体现。

　　草地：《两京十五日》出版已近半年，不少读者在网上分享了读后感，其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

　　马伯庸：这部小说开头十章发生在南京，为此我去了很多次南京考察。小说出版之后，有一个读者发来书评，说她是学古建筑的，看到小说里有一段情节是主角被追到南京的城墙上，走投无路，因为城墙高六丈五尺，跳下去就会摔死。她职业病发作，想知道“六丈五尺”这个数字到底是有所根据还是信手一写，便去查了一下考古报告，发现南京明代城墙最高是21米，换算下来正好是“六丈五尺”。她把这段经历分享到网上，我老老实实承认说：“这没什么神奇的，我和你查的是同一篇考古报告而已。”

　　其实五丈六尺和六丈五尺，对剧情来说没有本质区别。不过我花了心思埋下小彩蛋，能够被人发现，还是挺高兴的。

　　草地：您对历史和文学的兴趣是怎么培养起来的？

　　马伯庸：我的兴趣是从阅读历史文学作品开始，国内的比如姚雪垠、徐兴业、高阳、二月河，国外的如司马辽太郎、茨威格、司各特、赫尔曼·沃克等，从小到大看了很多。我很喜欢观察历史在文学中的演绎，并比较两者之间的异同，看作者是如何巧妙地运用想象，把虚构镶嵌进史实的缝隙内。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一门艺术。

　　草地：在创作上是否受到某位作家的影响？

　　马伯庸：如果说最直接的影响，日本的隆庆一郎、法国的克里斯蒂安·贾克和英国的弗·福赛斯则从技术上给我指引了创作方向；二月河与徐兴业则用他们的作品告诉我，中国历史的魅力所在。

　　草地：历史题材小说对当下有怎样的价值？

　　马伯庸：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任何一部历史小说的主题表达，一定是与当下的价值观息息相关的。从最本质上来说，我们去书写古人，去演绎过往，其实是在寻找旧日与当下可以共鸣的点。比如对曹操的评价，从古至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明清时代的人依循儒家道德观，对其评价很低，《三国演义》和其他文艺作品里他就是个白脸奸臣；而更尊重个性表达的现代人，对这位豁达多疑、狡诈开明、兼具枭雄与艺术家气质的矛盾人物充满喜爱。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作者关于曹操的种种作品，形象与从前大相径庭。

　　草地：您的历史题材小说中有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同时又有脑洞大开的情节。您如何把握真实与虚构间的关系？

　　马伯庸：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我的原则是不去改变历史，历史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但在细处我们可以发挥想象，为既定的历史事件寻找一种全新的解释。这种解释不一定是符合历史的，但一定是符合历史逻辑的。

　　草地：您认为应如何阅读历史？

　　马伯庸：别太严肃，但也别太不严肃。以兴趣入门，以毅力钻研，以情怀发酵，如此而已。

　　草地：您从事写作20多年，兴趣点、写作风格有哪些变与不变？

　　马伯庸：最开始我什么题材都写，任意妄为，不加限制，文字风格也在各种模仿中反复跳跃。不过现在我稍微收敛了一下，集中在历史题材的创作方向。不过我也没有说一定只在这个领域发展，闲来无事也会写点其他的换换口味。归根到底，写作就是一种率性而为，算计太多就失去意义了。

　　草地：可以说您是网络文学的初代创作者。在您看来，网络文学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

　　马伯庸：网络文学从初期的野蛮生长、草根蔓延，已经进化到了一门专业、精细的创作类别。它有着独特的文学形式和创作规律与技巧，甚至于审美体系与评价标准都与传统迥异。很高兴的是，现在学界终于开始正视这种文学现象，并试图从学术角度去归纳、总结。

　　草地：目前我国网络文学市场规模超百亿元，吸引了不少人加入网络文学创作行列。对于这些新人，您有什么建议？

　　马伯庸：我的建议只有两个。第一：无论写得多不成功，至少写完一部小说。我见过太多人写了很多散碎的开头或片段，却很少有勇气完成它。事实上，小说写作比拼的是意志力，咬着牙完成一部完整作品，你就体验了一次创作的全过程，看到的风景和随便写写截然不同。第二个建议，先找份糊口的工作，把写作当成业余爱好，否则很容易陷入生存焦虑。文章憎命达，但不是所有的命苦都会转化为文学。

　　草地：能否给我们推荐一本您最近在读的书？

　　马伯庸：最近看了一本《被统治的艺术——明代卫所与生存之道》。这是一本讲明代军户的书。军户制度我很熟悉，也读过很多相关的论文，但无可避免地，是从大量朝廷的档案文献中去理解，都是宏观概念。而这本书反其道而行之，在简单介绍了军户的大框架之后，直接下沉到了一个个地方上的小家族。作者很有巧思，也极有田野考察精神，他从许多件军户家谱、文艺作品、案牍等材料里寻找蛛丝马迹，利用有限的材料拼凑出普通军户的生活图景。从一件件散碎不全的记录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军户们和国家体制之间的种种场景与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