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雾山的桐花今年又开了。前段时间,我在手机上不断看到一些照片和文章,看着想着,有关大雾山和桐花的一些往事时常在脑海中浮现。

　　小时候,故乡沿河分布着二十多个行政村(生产大队),一半在山上,一半在河边。那时,山下的村普遍缺柴烧,我们经常上山砍柴,很苦很累,有时就对家人抱怨:“怎么不搬到山上住?”

　　祖父知道我这是不愿上山砍柴,开始一直默不作声,后来有一次板着脸回答我:“你只晓得山上有柴烧,不晓得他们缺粮吃,出门走不到一脚好路,下河买点东西一走就是大半天。大雾山不缺柴,今后你想搬就搬到那里去。”

　　尽管这是祖父的气话,但从此我把大雾山一直记在心中,总想到这座山上去看看。

　　上初中的时候,我终于有机会第一次走近大雾山。说是走近,是因为大雾山既是一条山脉,也是一个行政村。这次虽然进了山,但既未在村里的某个塆子里踏过脚迹,也未见到真正的大雾山人,只是在乌岩和大雾山两个村交界的一片山林中呆了几个小时。那次上山,是学校组织的一次勤工俭学劳动,同学们由老师领着一起上山,在指定的地方砍芭茅杆和黄荆条。那天,一来一回,我在山上大约走了5个多小时,回家吃过晚饭,倒头便睡。那年我才13岁,读初二。

　　第二次走近大雾山,大约是在1975年春。学校安排我们班几十位同学到与大雾山村相邻的二郎庙搞“忆苦思甜”。白天,先听几位老贫农作报告,主要是听他们讲旧社会如何苦,新社会怎么甜,通过对比,让我们感知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新旧社会两重天。讲过之后,大家一起参加集体劳动。晚上则分散住在农户家,继续听他们讲故事。

　　我住的这个塆子有十几户人家,清一色的土砖屋,看起来都比较破旧。我串过门的几户人家,屋内屋外都打扫得很干净,但很少见到新家具。家里除了一张饭桌、一个灶台、一口水缸、几把椅子、几张木床、一两个睡柜,好像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

　　我住的这户人家,条件稍好一点,主人特别热情好客,一心想把我们招呼好,但我还是几天没有吃饱。早餐只有一碗清粥,几个不大的蒸熟的红薯,一碗腌菜；中晚餐锅里虽有一点米饭,但更多的是芋头、南瓜。米饭很少,芋头、南瓜我们几个同学都不爱吃。一碗青菜,几双筷子一伸就没了,腌菜咸得打不开嘴。一问其他同学,情况基本差不多,有的甚至更差。

　　因为心里老想着大雾山,只要有机会,我就向塆里人打听大雾山的情况,他们都说:“跟我们一样穷,比你们河下差多了!”我也觉得好像是这个样子。山上与河下比,不仅在住房、衣着、伙食、家庭摆设等方面有较大差距,更主要的是缺粮吃、没通电、行路难。虽然还是没有深入大雾山村,也算对那里的生活多少有些了解。

　　此后几十年间,因工作关系,我多次上过大雾山,亲眼目睹了这个小山村一点一滴的变化。在我看来,这里最大的变化是:上山的水泥路修通了；昔日低矮破旧的土砖屋大多变成了楼房；家家户户不愁吃、不愁穿,夜晚不再点煤油灯,家家有电视看,电脑、手机也能上网,山上与河下,凭直觉很难看到有什么大的差别。

　　抚今追昔,有时我一直在想,大雾山还是那座山,人也还是那些人,为何能有如此大的变化?想来想去,觉得无非是两点:一方面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好。大雾山作为全县的特困村,一直享受国家扶贫政策的支持,前几年,这个村还被列为县长的扶贫点,在扶贫项目安排上得到了重点支持；另一方面是大雾山人纯朴善良,吃苦耐劳,穷则思变,脱贫致富的愿望强烈,通过自己的苦干实干,干出了今天这个模样。

　　大雾山人我认识不少,与村里的几位“名人”还有些交往。周德和是我认识最早、在县直机关职位最高的一位大雾山人。恢复高考后不久,他考入师范,毕业后被挑选至县委办公室当机要员,几年后又被县委书记相中为秘书。一个大山里的普通农家子弟,一个学历不高的中师毕业生,在那个时候能够谋到这样一份职业,山里人很是羡慕,引以为荣。我与德和相识30多年,觉得他最大的特点是:为人厚道,远离是非,勤奋务实,不求官、不图名、不谋私。也许正因如此,很少听到对他的非议。

　　大雾山有位离任的村支书晏继生,我一直为他没有坚持干下去感到惋惜。当书记之前,为摆脱贫困,继生吃过许多苦,为此也尝试过多种致富门路,走过一些弯路,最终以一辆农用车跑运输为主业,好不容易在山里过上了比较红火的小日子。继生虽读书不多,但因为经常在外面跑,信息比较灵通,加之为人仗义,待人厚道,热心助人,颇受村民信任。十多年前,村里“两委”换届时,一天村干部也没当过的他,竟意外地被推选为村支部书记。他惟恐能力不足,怕干不好,几番推辞,但没推掉。

　　当年大家推选继生当书记,对他抱着很大的期望,6年中,他的确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委屈,也干了几件实事,但后来的一次选举大家又把他选掉了。继生心里肯定难受,由此,我也觉得这贫困村的书记的确不好当。此后,我好几次见到已不是书记的继生,他都是一脸的苦笑,想安慰他几句,也不知说什么才好。令我欣慰的是,一笔修路的欠债最终通过政府支持,得到了化解。继生也不用再为这事背上心理包袱了。如今,只要听到有村干部说修路,我就会想起继生,就会感叹在一个贫困地方想干点事,手中缺钱的艰难。继生虽然当村官时间不长,意外地被选上又很痛苦地被选掉,但我仍觉得他是好样的,就为这条路,大雾山人也不会忘记他。而我,则因为帮忙不够,总觉得有些对他不住。

　　耕读传家,一直是山里人尊崇的古训,大雾山的乡亲们对此更是深信不疑。他们深知,只有让孩子们好好读书,将来才有希望,村里才会彻底挖掉穷根。他们期待着孩子们都能考上大学,即便没有考上,有点文化在外打工或是回乡创业也较容易入门,因此,再苦再难也要让孩子们上学。

　　这些年,大雾山考取了多少大学生,我没作统计,但我知道至少出了一长一少两位博士。

　　年长者周锡庚,改革开放初期考出大山,苦读数载,最终进入复旦执教,成为博导。山里人恋家,故土情结很浓。锡庚离家已有三十多年,虽然回家不多,但家乡的人和事总在心中挂念。我每次到上海,只要打个电话,无论多忙,他都要赶到住处热情相见,地道的乡音,醇厚的乡情,让人感到格外的亲切,特别的温暖。

　　年少者王磊光,三十出头,本科毕业后当过几年中学教师,再考硕读博,目前仍在上海大学就读。磊光目前虽只是一名在校学生,但前几年疯传于网络的一篇《博士春节返乡笔记》已让他颇有名声。此后,他新作不断,每次读到他那些带着鲜活泥土气息,对亿万农民充满浓烈真情的乡土文章,我总有一种预感:这个大山里走出的后生伢以后或许有一番作为。

　　在家乡,大雾山只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小山村,由于耕地面积少,一时也难以找到合适的致富门路,一些青壮年劳力只能外出打工,村里的贫困户依然还有不少,实现精准扶贫“户脱贫、村出列”的目标仍需加倍努力。

　　这几年,随着乡村旅游的不断兴盛,大雾山人似乎从家门口的那一片桐花中看到了一线曙光。他们常常感叹:外地人都说我们这里山青水秀,环境优美,空气清新,尤其是千亩桐花是一大特色,适合发展旅游,但我们自身能力有限,如果有政府支持,能够请到老板来投资开发,大雾山就真的能够云开雾散,大有希望了!

　　清明时节,磊光在微信中告诉我:大雾山的桐花又开了,还说因为道路拓宽,砍了一些桐子树。我知道,山区修路很难做到不动一点山林,如果遇到挂牌保护的名贵古老树木,设计人员定会慎重选择路线,尽量不砍,但大雾山的地形地貌我很熟悉,几乎难以改线,加之桐子树只是一个常见的普通树种,砍了再栽,几年就可长大。因此,我只能对他说:有些遗憾。磊光也深有同感。

　　桐花盛开的那几天,我一直想和当年一起上山砍芭茅杆的几位老同学到大雾山看看,但总是约不齐人,自己也难得抽出时间,只好作罢。实际上,大雾山已有一年多没上去。

　　前几天的一个夜里,我突然梦见自己登上了大雾山——

　　我梦见,在紫檀冲水库大坝下面,建有一个大型停车场,停放着几十台旅游大巴和一些自驾车辆,我和几位同学一起在此下车,沿着大坝台阶一级级登上坝顶,只见水库边上,众多垂钓者端坐四周,静心垂钓,几只游艇在水面缓缓而行。我们随着一群群远道而来的游客信步行走在进山的路上,千亩桐花竞相怒放,袅袅炊烟随风飘荡,大家一路观赏,一路欢笑,一路拍摄。

　　我梦见,循着一阵悦耳的锣鼓声,我们走进了磊光的老家王家塆,戏班子正在演唱多年未见的东腔戏。刚刚坐定,乡亲们就提着一个大茶壶给我们倒茶,清冽甘甜的山泉水,自种自采的野山菜,闻一闻清香扑鼻,喝一口回味悠长。在塆里的一户人家吃过午饭后,继续穿越花海,行走山间,静坐小溪,仰卧青石,偶遇一电视剧组,顺便将我们拉入群众演员之列,一问剧名:《桐花梦》。真是喜从天降,引发我们一阵狂呼。

　　震耳的呼声将我惊醒,猛地从床上坐起,睁眼一看,方知这是美梦一场。于是,再也无法入睡。遂穿衣下床,走进书房,留下这段文字,记下这个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