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标扰民”、法律界限模糊……环境领域矛盾纠纷正在呈现新特点,传统的行政处罚不适用,怎么办?上海部分区尝试引入人民调解机制。

　　上海闵行区市民张帆居住的小区旁边有一家轴承厂。“轴承厂有一个热处理车间,在冷却钢化这一工艺环节中,会排出油烟气。”张帆说,几年中不少业主跟区环保局、电视台都反映过问题,但油烟气问题一直没解决。

　　闵行区环保局感觉很无奈:“如果企业违规,我们肯定会严惩。但厂区几次的检测结果都是合格的,因此行政处罚手段无法实施。这也让我们反思,在我们的执法跟老百姓满意之间还有一个空白,需要补上。”

　　企业觉得委屈。上海联合滚动轴承公司党委副书记孙志亮介绍:“我们1958年就把厂子建在这里,当时周边还都是农田,没有居民区。随着时间发展,很多会产生污染的项目我们已经移走了。热处理环节没法转移,我们就采取了封闭式操作,降低对周边的影响,排放也符合环保标准。”

　　这是一个典型的“达标扰民”的例子。双方都有理由,事情的解决一度陷入了僵局。

　　虹口区环境执法则遇到了“法律界限不明晰”的问题。城市中的玻璃幕墙轻巧美观,但也可能产生光污染,影响居民生活。虹口区部分市民曾多次拨打12345市民热线,投诉瑞虹新城一期会所玻璃反光问题——特定时段家里光线刺眼,夏天还会升高室内温度,但据相关部门介绍,目前上海尚无对光污染的立法,难以行政执法。

　　执法难,就会导致重复投诉案件增多,市民的满意度和感受度下降。“大场镇七号大饭堂油烟排放‘达标扰民’,被居民重复投诉15次。”宝山区环保局局长石纯说。“2017年我们受理的环境信访投诉举报共计3607件,同比增加16.4%。其中属于社区配套类的环境信访有661件,132件为重复投诉。”

　　行政执法与市民满意度之间这道坎,怎么迈过去?针对上述问题,上海引入了人民调解新机制。人民调解被用于环境方面,倒是一件新鲜事。

　　2017年6月,张帆再次拨打举报电话之后,信息传到闵行区人民调解中心环境污染纠纷调解部部长诸荣芳这里。这是个新部门,而诸荣芳可谓是个“老环保人”,之前在闵行区环保局信访科工作了10年,退休后机缘巧合做了这个工作。

　　在诸荣芳的主持下,张帆和轴承厂坐下来开了一次会。“当时区环保局、小区居委会、厂方和我聚在一起,大家用更理性的态度对待这件事。厂方表明了态度,表示愿意投入新设备来缓解扰民现象,并带我们到厂区实地查看,介绍新环保设备。”张帆介绍。

　　随后诸荣芳组织大家建立微信群,随时进行信息沟通。三个月后还要“回头看”,让各方再进行一次沟通。诸荣芳把这三步总结下来,想做成一个“三级调解方案”。

　　诸荣芳觉得,人民调解其实是在解决纠纷“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自己就是一个纽带,帮双方建立一个可对话的互信平台。

　　做调解,和在环保部门做行政执法,在诸荣芳看来,角色有很大不同。“行政执法更多是对企业提出要求,对市民信息回复后,流程就基本结束了。但是现在,一定要双方达成调解才行,很多事情需要后续跟踪。”

　　闵行区让诸荣芳这样的“老环保人”做调解,虹口区则与上海市远东律师事务所签订合同,请律师深度介入。

　　宝山区则建立司法环保街镇立体化体系。石纯介绍,餐饮、汽修、五金加工等社区配套服务单位的环境污染纠纷,除了向相关调解委员会寻求帮助外,市民也可以向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申请调解。上海目前在闵行、宝山、虹口、崇明等四个区都已经推进环境领域的人民调解机制。　　　(本报记者杜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