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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租房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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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8-24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草地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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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浩月
这几天,社交媒体上正在热议北京房租上涨的话题,其中有不少人提到黑中介。我是2000年3月到北京的,那会儿租房中介远不像现在这么普遍,房子都靠自己找,直接与房东打交道。因为对中介抱有戒心,在北京最初租房的那几年,一次中介也没找过。
刚到北京的第一晚,住在朋友家,第二天天一亮,就奔上了租房的路程。我的第一间房子,租在北京亚运村北部的一个村庄,名字叫龙王堂,现在这个村子可能已经没了,因为那附近修建了鸟巢、水立方,但迄今为止,都能清晰地记得从大屯路拐进龙王堂村的那条林荫小道,每每下班经过小道,都会觉得放松与惬意。
2000年的北京,寻找一间可供栖身的房子还是比较容易的,差不多总有四分之一余量的房子,在等着它的入住者。我的第一位房东是个胖子,他把院子最靠里的一间平房租给了我,记得当时的房租是每月200元,不到我那时候月收入的十分之一,所以,房租并不会影响到生活。
因为不需要坐班,很多时候我在租住的房子里工作。院子里同租的,有一个收破烂的河南小伙子,还有一对年轻的湖北恋人,偶尔阳光好的时候,我们一起到小院里放风,彼此看一眼、笑一下,房东也会尬聊几句,颇有“大眼瞪小眼”的喜感。后来熟悉了,收破烂的小伙子经常喊我们去他屋里喝酒,他有辆破桑塔纳停在巷子里,喝了酒之后他经常晃荡着钥匙说要带我们去兜风,我们都羡慕他,说,你是我们院子里的“大富翁”啊。
在龙王堂我换过三个住处,换的原因忘了,可能主要是图个新鲜。第二次住的院子,是进村后的第一户,我的房间是进院子后的第一间,我经常对来访的朋友开玩笑,“欢迎光临龙王堂一号院一号房”。我在北京的一些朋友,喝醉后没法回家,都曾在“一号房”睡过,比如学佛多年的老马,现在还经常念叨说,他在“一号房”住的时候,发现我半夜偷偷溜出门去,给挤在一起睡的哥几个买饮料。
第三次住的是个很大的院子,大约住了十多户。因为我母亲来了,帮照看那时候也来京与我团聚的儿子,于是便租了两间,每间是150元。大院的早晨人很多,大家排队在自来水龙头那里刷牙,但有秩序,很安静。在这个院子里留下的生活记忆很多,印象最深的是,每天下班回来晚饭后,打开朋友送的早已被淘汰的旧电脑,勤奋地写稿子。来北京别无他长,只能靠写作改变命运。
在龙王堂住了大约两年,因为换工作,需要搬家到位于南三环铁匠营那里去。约了搬家公司下班后过来,但折腾完上路的时候,也快半夜了。行驶到南三环快要到目的地的时候,搬家公司的车坏了,只能临时打电话换车,工人把我的锅碗瓢盆等都卸了下来,坐着拖车一溜烟跑了,剩下我守着一堆堆放在南三环应急车道上的家伙什儿傻等着搬家公司的下一辆车。真是年轻不知愁滋味,竟然觉得这事很好玩。
在铁匠营租的是一居室,楼房的第一层,南北通透,冬暖夏凉,记得房租是每个月800元,这个价格就逼近月收入的三分之一了,压力不小。但为了保障生活质量,也得咬牙撑着。在铁匠营住的那几个月,正赶上2002年韩日世界杯,后来球迷都把那个夏季称为“那个疯狂的夏天”,我在租来的一居室里,看完包括国足在内的大多数比赛,觉得生活挺美好。如果不是因为一次酒后与朋友吹牛,也许我的租房生涯不会这么快停止。
那次吹牛,是因为与朋友喝酒时他说起,每个月的房租差不多都够月供了,咱们要不要凑首付买一套房子?那天确实喝了不少,当着老婆孩子的面不禁拍案而起,说第二天就去看房。结果,第二天去看房的是一起喝酒的朋友一家,我早打了退堂鼓。几个星期后再次相聚,被朋友一顿骂,说我说话不算数,只能硬着头皮践诺。
那会儿手头只有6000元存款。而首付最低需要25000元,于是,找老家做民间借贷的亲戚贷了一万元,找岳父岳母借了一万元,刚好凑够首付,在通州买了一套小房子,价格好像是2400元一平方米。就这样我的租房生涯结束了。当然,受观念影响,“房住不炒”一直是咱农村出身人的信念——房子嘛,有一套够住就可以了。所以在后来房价过山车般的颠簸中,一次也没有动心过。
现在留在北京或者闯荡来北京的年轻人,房租压力的确太大了,有人说这已经是一个不适合“北漂”的时代。但不尽然,有梦想,还是要试一试,并坚持一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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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租房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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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8-24 ） 稿件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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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8-24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草地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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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浩月
这几天,社交媒体上正在热议北京房租上涨的话题,其中有不少人提到黑中介。我是2000年3月到北京的,那会儿租房中介远不像现在这么普遍,房子都靠自己找,直接与房东打交道。因为对中介抱有戒心,在北京最初租房的那几年,一次中介也没找过。
刚到北京的第一晚,住在朋友家,第二天天一亮,就奔上了租房的路程。我的第一间房子,租在北京亚运村北部的一个村庄,名字叫龙王堂,现在这个村子可能已经没了,因为那附近修建了鸟巢、水立方,但迄今为止,都能清晰地记得从大屯路拐进龙王堂村的那条林荫小道,每每下班经过小道,都会觉得放松与惬意。
2000年的北京,寻找一间可供栖身的房子还是比较容易的,差不多总有四分之一余量的房子,在等着它的入住者。我的第一位房东是个胖子,他把院子最靠里的一间平房租给了我,记得当时的房租是每月200元,不到我那时候月收入的十分之一,所以,房租并不会影响到生活。
因为不需要坐班,很多时候我在租住的房子里工作。院子里同租的,有一个收破烂的河南小伙子,还有一对年轻的湖北恋人,偶尔阳光好的时候,我们一起到小院里放风,彼此看一眼、笑一下,房东也会尬聊几句,颇有“大眼瞪小眼”的喜感。后来熟悉了,收破烂的小伙子经常喊我们去他屋里喝酒,他有辆破桑塔纳停在巷子里,喝了酒之后他经常晃荡着钥匙说要带我们去兜风,我们都羡慕他,说,你是我们院子里的“大富翁”啊。
在龙王堂我换过三个住处,换的原因忘了,可能主要是图个新鲜。第二次住的院子,是进村后的第一户,我的房间是进院子后的第一间,我经常对来访的朋友开玩笑,“欢迎光临龙王堂一号院一号房”。我在北京的一些朋友,喝醉后没法回家,都曾在“一号房”睡过,比如学佛多年的老马,现在还经常念叨说,他在“一号房”住的时候,发现我半夜偷偷溜出门去,给挤在一起睡的哥几个买饮料。
第三次住的是个很大的院子,大约住了十多户。因为我母亲来了,帮照看那时候也来京与我团聚的儿子,于是便租了两间,每间是150元。大院的早晨人很多,大家排队在自来水龙头那里刷牙,但有秩序,很安静。在这个院子里留下的生活记忆很多,印象最深的是,每天下班回来晚饭后,打开朋友送的早已被淘汰的旧电脑,勤奋地写稿子。来北京别无他长,只能靠写作改变命运。
在龙王堂住了大约两年,因为换工作,需要搬家到位于南三环铁匠营那里去。约了搬家公司下班后过来,但折腾完上路的时候,也快半夜了。行驶到南三环快要到目的地的时候,搬家公司的车坏了,只能临时打电话换车,工人把我的锅碗瓢盆等都卸了下来,坐着拖车一溜烟跑了,剩下我守着一堆堆放在南三环应急车道上的家伙什儿傻等着搬家公司的下一辆车。真是年轻不知愁滋味,竟然觉得这事很好玩。
在铁匠营租的是一居室,楼房的第一层,南北通透,冬暖夏凉,记得房租是每个月800元,这个价格就逼近月收入的三分之一了,压力不小。但为了保障生活质量,也得咬牙撑着。在铁匠营住的那几个月,正赶上2002年韩日世界杯,后来球迷都把那个夏季称为“那个疯狂的夏天”,我在租来的一居室里,看完包括国足在内的大多数比赛,觉得生活挺美好。如果不是因为一次酒后与朋友吹牛,也许我的租房生涯不会这么快停止。
那次吹牛,是因为与朋友喝酒时他说起,每个月的房租差不多都够月供了,咱们要不要凑首付买一套房子?那天确实喝了不少,当着老婆孩子的面不禁拍案而起,说第二天就去看房。结果,第二天去看房的是一起喝酒的朋友一家,我早打了退堂鼓。几个星期后再次相聚,被朋友一顿骂,说我说话不算数,只能硬着头皮践诺。
那会儿手头只有6000元存款。而首付最低需要25000元,于是,找老家做民间借贷的亲戚贷了一万元,找岳父岳母借了一万元,刚好凑够首付,在通州买了一套小房子,价格好像是2400元一平方米。就这样我的租房生涯结束了。当然,受观念影响,“房住不炒”一直是咱农村出身人的信念——房子嘛,有一套够住就可以了。所以在后来房价过山车般的颠簸中,一次也没有动心过。
现在留在北京或者闯荡来北京的年轻人,房租压力的确太大了,有人说这已经是一个不适合“北漂”的时代。但不尽然,有梦想,还是要试一试,并坚持一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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