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每日电讯--2018年08月24日--草地周刊--难回桃花源

张丰

　　为新房子定做了一个衣柜,现在到安装时间了。家具公司提前一天给我打电话,预约第二天安装,但是并没有说具体时间,“安装师傅出发的时候会给你打电话。”

　　上午9点半,我接到师傅的电话,他们已经在门口等我了。就急急忙忙打了一个车冲过去,到门口的时候,看到三个小伙子正坐在地上。我为迟到感到抱歉,也为他们没有提前给我打电话而感到生气。他们没有丝毫怪罪我迟到的意思,事实上他们也并不着急,三个人正坐在地上玩手机游戏呢。

　　他们都是20出头,听口音应该来自四川“下面的”县市。小伙子们服装整洁,待人礼貌,看上去在公司接受了正规的培训。有一个高且帅的应该是技术核心,另外两个都听他吩咐。但是这个小工头看上去又很羞涩,这可能是他没有提前给我打电话的原因。

　　衣柜的安装很顺利,但是在最后的环节却出了问题,厂家提供的轨道短了一截,这样门就没办法安装了。“明天我就要出差,到周六才回来,我们周日再联系吧。”他们也爽快地答应了。这不是什么大工程,他们只需要在某一天带上合适的轨道,顺道来处理一下就行。

　　事实证明我错了。我在第二天就接到了他们的电话。“不是告诉你们我出差了吗?”他们显然忘记了这个约定。到了周一,我打电话给他们,约了周二下午来安装。工厂服务人员说:“师傅出发前会给你打电话。”当然,这次我没有猜错,他们再次没有提前通知我,而是到了之后在那里等待。

　　他们并没有迟到,而是我迟到了,但是我迟到的原因却又是他们不守时。这让我感到困惑。他们一定不会明白我的心思,安装好衣柜后,他们相当开心,下午三点就可以下班了,这足以让他们哼起欢快的小曲。留在房间里的我,却陷入了某种慌乱,下午三点,我该干什么?预约的按摩还要等两小时,如果要去咖啡馆看书,时间又嫌太短。

　　我的问题,在于总是要追求一种精确的时间。这源于我在北京读研究生时候受到的训练。导师非常严厉,她每次约见我们,总是选择类似“上午9点25”这种精确到分钟的时间。我们不敢迟到,总是提前10分钟到她门口,但是又不敢过早敲门,怕打搅老师的生活。我们总是在楼道里安静地等待10分钟,在这个时间段,体会师生关系中严厉而又温暖的一面。

　　这是极端的情况,当然也有更极端的时间观念。我当报社编辑的时候,晚一分钟出片要扣42块钱,在晚上十一二点的时候,同事们经常大呼小叫,拿着报纸大样飞奔。正是这样的经历,让我约朋友见面的时候非常守时。我总是第一个到的那个,情愿坐在那里看半小时书,也不愿意因为迟到而慌乱赶路。

　　城市与乡村生活的根本不同,就在于有这种新的时间观念。飞机、火车和汽车,都按照预定时间出发,不会等一个迟到的人；人们上班下班,也遵循固定的时间；红绿灯也有精确的时间,计时器提醒你每一秒钟都不要浪费。这是一种新的生活组织方式,在时间的引领下,人们逐渐发展出一种新理性,成为了新的物种。

　　乡村生活则完全相反,它的时间是整体的,而不是细分的。人们依照农业生产的规律来感受时间,就某一天来说,则参照太阳的运行轨迹。你去访问一个亲友,完全不用提前约时间,他一定会在家里等你,或者正在田里劳作,而等到太阳正午,他也必将回到家里。在交谈的时候,人们也不会经常看表,而是尽兴言说,完全没有时间观念。

　　对一个想从乡村进入城市的人来说,首先要过的就是时间关。对我来说,这是从大学开学报到乘坐火车开始的。我和父亲坐在候车室等了好几个小时,中间看了好几次车票上的时间,那趟列车是过路车,只在这个站台停几分钟,这让人感到某种恐慌。我要时刻注意,就像过去的考试一样抓住机会。对我来说,那是从乡村开往城市,也是从过去开往未来的列车,这趟车没有终点。

　　因此,所谓城市化就是新的时间观念的普及化。反过来说,那些对城市生活感到厌倦,想到乡村隐居的人,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摆脱一个空间容易,而要摆脱一种时间就太难了。不要羡慕陶渊明,陶渊明不管是在做官还是种地,体会到的都是同一种时间。今天的你,即便到了桃花源,也会在早上醒来的时候想着上班。或者说,在当今世界,再也不可能有桃花源,因为这个世界叫“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