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银川7月11日电(记者孙波、曹健、张亮)“人民调解”制度在我国由来已久,被国际上誉为“东方之花”。宁夏回族自治区从2017年起全面推广覆盖农村、城市、单位、行业的人民调解“四张网”建设,“人民调解之花”从乡镇司法所开到了村组楼宇、企业行业,有效预防、化解了大量矛盾纠纷。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宁夏司法厅厅长李金英对此深有体会:“一些矛盾一旦得不到及时化解,就可能最终酿成惨剧,惨痛的教训告诫我们,基层治理不能‘重打轻防’,而应打防结合,以防为主。”

　　有鉴于此,宁夏着重构建覆盖城市、农村、企业、行业的人民调解大网,初步实现了“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人民调解；哪里有纠纷,哪里就有人民调解”。

　　自治区司法厅副厅长鲍焕军说,以往人民调解组织以乡镇街道的司法所为主要阵地,现在“四张网”瞄准调解薄弱点,从纵向向下延伸,触角进一步延伸到农村社区、村组楼宇。

　　吴忠市利通区上桥镇下辖8个行政村,村村均建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每个村又按照村民小组划分成立了6到8个不等的调解小组,调解组织成员由村干部、老党员、退伍军人等构成。

　　而通过横向延伸,宁夏“四张网”进一步覆盖矛盾纠纷易发多发的行业、企业。在银川市贺兰县,人民调解组织将触角延伸至婚姻登记处、派出所、交警队、大型企业等机构,成立了婚姻家庭纠纷、交通事故纠纷、土地纠纷等调委会。

　　截至2017年底,宁夏共有人民调解组织3702个,其中行业性调解组织391个,人民调解员2.5万人,与“四张网”建设前相比,调解组织和调解员数量均大幅提升。

　　2017年,宁夏吴忠市一支施工队在治理吴忠市利通区一沟渠时,不慎导致上桥镇涝河桥村村民马玉林家羊圈被淹。圈墙开裂、饲料进水、羊皮被泡,还淹死了7只羊。马玉林情绪激动,要求赔偿所有被损物,并准备召集家人阻挡施工。

　　“镇里的调解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一方面劝我,羊皮泡了可以折价卖,再修羊圈砖还可以用,赔偿损失部分即可；一方面与施工队协商赔偿事宜。经多次调解,施工队赔偿了15万元,双方握手言和。”马玉林说,问题解决后,矛盾没有了,再遇涨水,他还主动帮施工队观察水情。

　　“以往遇到这种事,不是不想管,而是不能第一时间掌握线索。”吴忠市司法局局长乔宁伟说,现在组织得到壮大,触角得到延伸,人民调解渗透到基层治理的方方面面,更多矛盾被化解在萌芽阶段。

　　为调动调解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宁夏细化考核管理,根据案件调解难易程度,给予人民调解员数额不等的“以案定补”补助,鼓励其对辖区内矛盾纠纷“耳聪目明”,确保介入及时。

　　李金英说,2017年宁夏全区人民调解组织共化解各类矛盾纠纷4.3万件,预防纠纷6400余件。

　　面对一些专业性强的矛盾纠纷,传统的人民调解组织在调解能力上渐显不足。鲍焕军说,让专业人才化解专业领域的矛盾,司法部门注重引入熟悉行业情况、有专业知识背景的退休干部、热心人士担任人民调解员。

　　石嘴山市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主任刘建文在退休前长期担任基层法官、检察官,丰富的办案经验让他在调解医疗纠纷时游刃有余。

　　“退二线时正好赶上医调委成立,我在家闲不住,过来发挥一下余热。截至目前,我已参与调解医疗纠纷300余件,85%的纠纷在调解下都得到化解。”刘建文说。

　　矛盾纠纷化解前置,有效缓解了司法行政机关压力。2017年,吴忠市利通区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名88岁老人死亡,主要责任方躲着不见,受害者家属情绪激动,扬言要到政府门口上访,处事交警立刻联系调委会介入。

　　“受害者家属赌一口气,要的赔偿很高,双方情绪对立,根本坐不到一起。”利通区交通事故调解委员会主任苏文贤说,通过背靠背调解,反复沟通,谈得差不多了才将双方叫到一起谈,最终以双方都能接受的赔偿金化解了纠纷。

　　利通区公安局交巡警大队大队长郑炜说,以前交警既要处理事故,又要调解矛盾,根本忙不过来,现在交警只需出具事故责任认定,其他的交给调委会处理,这释放了不少警力。

　　记者走访多个派出所、法院、交警队发现,凡有人民调解组织的司法机关,大量案件通过人民调解渠道得以化解,其自身工作压力得到不同程度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