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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的职级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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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4-27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草地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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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严峰
2013年1月,还是寒冬料峭的时候,爸爸因病去世了。过了几天,《烟台日报》二版发了一则讣告,在扼要介绍了爸爸历任的工作职务后,还加了一句“享受厅级待遇”。
翌年清明前,家人一起来到位于栖霞桃村的胶东革命烈士陵园,为爸爸选择长眠之所。听了我们的介绍,陵园管理人员说,报上所说“享受厅级待遇”是一个模糊的表述,希望我们找有关部门出具证明——这关系到墓地出售的一些现实问题。
开具证明自然没费多大功夫,可是,一个疑虑油然而生:爸爸年轻时就是县处级干部,第一次定行政级别就是15级,之后调整到13级,离休前便享受厅级待遇。几十年过来,爸爸的职级咋还“模糊”了?
打从幼年记事起,爸爸的职级对我们姐弟来说就是一个“谜”,因为爸妈从来不曾对我们提起。记得孩提时,有时过星期天,爸爸会牵着我的手到群众剧场的后台审看剧团排练,那些演员叔叔阿姨不施粉黛,穿着戏服唱念做打,爸爸坐在一个条凳上认真观看。读小学时,有一次一位在广播电台工作的叔叔提着一台笨重的磁带式录音机来到家里,为了给爸爸演示录音效果,那位叔叔还特意让站在一旁的我对着话筒咿咿呀呀地说了几句话。小孩子自然不懂得什么是领导,只是依稀地觉得爸爸大概是管着一些“有趣”的事。
知晓爸爸是个“官”,还是爸爸被打成“走资派”,在虹口路老市委的外墙上贴满的大字报上看到的。那大字报上写着,爸爸是市委宣传部主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还兼任市委党校校长。
随解放大军进城后,爸爸起初在烟台矿山机械厂任党总支书记,1952年到烟台日报社担任总编辑。那时的烟台是地级市,24岁的爸爸已是县处级干部。可是,后来的几十年间,爸爸的职级上上下下,“过山车”般跌宕起伏。
1958年,原先的文登、莱阳地区与烟台市合并,组成烟台地区,原地级烟台市一下子降格为县级市；原烟台市委机关报烟台日报改作地委机关报,县级烟台市委机关报更名为烟台劳动报。相应的,烟台劳动报降为科级单位,已是行政14级,作了多年县处级干部的爸爸先当总编,后以宣传部副部长兼任社长,从县处级成了正科级。
爸爸当年报社的同事,后来在烟台市委宣传部当领导的于泽宜叔叔在他的一篇回忆文章里,记述了这件事。他写道,报社领导的行政级别由县级改为科级,落差不小。在这种“高薪低就”的安排下,大家毫无怨言地接受了组织调整,像战士舍生忘死坚守阵地那样,一如既往、义无反顾地坚守在报社这个阵地上,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于叔叔感慨道:“他们心中有党,无怨无悔,宠辱不惊。”
妈妈曾说过,当年烟台市主要负责同志了解到爸爸战争年代曾在胶东兵工局做过宣传工作,而当时媒体管理干部十分匮乏,便力邀爸爸到报社主持业务；酷爱技术工作的爸爸如果一直在烟台矿山机械厂,后来的人生经历可能会是另一种景象。我倒觉得,爸爸从没有把“做官”当回事,更不会有什么受宠受辱的感觉。在那个年代,服从组织需要,必定是爸爸的不二选择。
从1959年不再兼任报社社长,专职宣传部工作,前后近20年,爸爸的职级像是老和尚打坐——一动不动。大概是1971年底,地方各级“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撤销后恢复了党委,爸爸作为宣传部长进入市委常委,职级是副县级；直到1981年“革委会”退出历史舞台,地方各级政府恢复建立,爸爸调任市政府工作,才又成了正县级。一个同样的职级,经过近30年的蹉跎才又轮回到原点,现在看来有点儿搞笑,而当年就是这般正经八百,并无任何玩笑的成分。
爸爸56岁那年,又迎来一轮地改市、市改区的行政区划调整。这一次,原烟台地区取代了烟台市,原烟台市则有了新称谓——芝罘区。爸爸留在区里,担任了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依旧是32年前那个职级,在这个岗位上,爸爸一直干到九十年代初离休。
爸爸的心底是清明的。清明的心底才能不愧不怍,无欲无求。爸爸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要求我们。
从1968年大姐上山下乡开始,我们姐弟四人渐次踏上社会,组成了“工农兵”方阵:二姐进工厂当工人,我入伍当兵,弟弟随后也下了乡。虽说大学恢复招生后,姐弟们又各奔前程,但爸爸希冀的,还是让我们踏踏实实地学点儿技术,做个有本事、能在社会安身立命的人。
记得我从部队复员回家,本来有机会到机关谋个“差事”,譬如当个秘书或干事啥的。可爸爸并不这么想。有一天,爸爸把时任市劳动局局长的杨叔叔请到家里,对我说:“你杨叔叔把你安排到无线电六厂了。”“做什么?”我问。“当工人呗。”爸爸说得平平常常。我想,这不会是杨叔叔的“安排”,一定是爸爸的主意!
当年的无线电六厂生产电子计算机外部设备——光电式纸带输入机,既有技术含量较高的精密加工车间,也有财务、供销等管理部门。可是,进了工厂,我却被师傅领进了机械加工车间,整天油渍麻花的不说,在那台轰轰隆隆的机床旁边一站,就知道干的是厂里最“糙”的活。回家告诉爸爸,爸爸却挺乐呵:“好啊,学点儿技术,不错。”还跟我讲了他年少时学习钳工的那段难忘经历。
过了些日子,厂里把我调到办公室分管宣传工作,后来还兼任了团支部书记。爸爸知道后,不但没有表露“子承父业”的喜悦,还丢了一句:“搞什么宣传,老老实实在车间学技术多好!”我挺委屈,心想,您不“帮忙”就罢了,干嘛还要干涉我的工作调整,嘟哝了一句:“厂里安排的,我得服从吧?”爸爸这才不做声了。
后来几十年的路很顺畅,读了大学,进了中央媒体,还当了一个派出单位的领导。每次回家看望年事已高的双亲,爸爸总是叮嘱我要慎独自律,希望我不要当了“官”,丢了笔……
有一年回家,爸爸带我与他的几位老同事小聚,席间一位叔叔问及我的职级,我如实相告。这位叔叔看着爸爸,笑道:“怎么样,比下去了吧?”爸爸不答,只是笑笑。我赶忙说:“这没有可比性。你们那个年代,区划、机构变来变去的,职务升降像是家常便饭,而你们总能以平常心相待,难能可贵；再说了,我们这代人,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怎能跟你们这些从血与火的战争年代中闯出来的老革命相提并论?”
我说的是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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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4-27 ） 稿件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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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还是寒冬料峭的时候,爸爸因病去世了。过了几天,《烟台日报》二版发了一则讣告,在扼要介绍了爸爸历任的工作职务后,还加了一句“享受厅级待遇”。
翌年清明前,家人一起来到位于栖霞桃村的胶东革命烈士陵园,为爸爸选择长眠之所。听了我们的介绍,陵园管理人员说,报上所说“享受厅级待遇”是一个模糊的表述,希望我们找有关部门出具证明——这关系到墓地出售的一些现实问题。
开具证明自然没费多大功夫,可是,一个疑虑油然而生:爸爸年轻时就是县处级干部,第一次定行政级别就是15级,之后调整到13级,离休前便享受厅级待遇。几十年过来,爸爸的职级咋还“模糊”了?
打从幼年记事起,爸爸的职级对我们姐弟来说就是一个“谜”,因为爸妈从来不曾对我们提起。记得孩提时,有时过星期天,爸爸会牵着我的手到群众剧场的后台审看剧团排练,那些演员叔叔阿姨不施粉黛,穿着戏服唱念做打,爸爸坐在一个条凳上认真观看。读小学时,有一次一位在广播电台工作的叔叔提着一台笨重的磁带式录音机来到家里,为了给爸爸演示录音效果,那位叔叔还特意让站在一旁的我对着话筒咿咿呀呀地说了几句话。小孩子自然不懂得什么是领导,只是依稀地觉得爸爸大概是管着一些“有趣”的事。
知晓爸爸是个“官”,还是爸爸被打成“走资派”,在虹口路老市委的外墙上贴满的大字报上看到的。那大字报上写着,爸爸是市委宣传部主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还兼任市委党校校长。
随解放大军进城后,爸爸起初在烟台矿山机械厂任党总支书记,1952年到烟台日报社担任总编辑。那时的烟台是地级市,24岁的爸爸已是县处级干部。可是,后来的几十年间,爸爸的职级上上下下,“过山车”般跌宕起伏。
1958年,原先的文登、莱阳地区与烟台市合并,组成烟台地区,原地级烟台市一下子降格为县级市；原烟台市委机关报烟台日报改作地委机关报,县级烟台市委机关报更名为烟台劳动报。相应的,烟台劳动报降为科级单位,已是行政14级,作了多年县处级干部的爸爸先当总编,后以宣传部副部长兼任社长,从县处级成了正科级。
爸爸当年报社的同事,后来在烟台市委宣传部当领导的于泽宜叔叔在他的一篇回忆文章里,记述了这件事。他写道,报社领导的行政级别由县级改为科级,落差不小。在这种“高薪低就”的安排下,大家毫无怨言地接受了组织调整,像战士舍生忘死坚守阵地那样,一如既往、义无反顾地坚守在报社这个阵地上,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于叔叔感慨道:“他们心中有党,无怨无悔,宠辱不惊。”
妈妈曾说过,当年烟台市主要负责同志了解到爸爸战争年代曾在胶东兵工局做过宣传工作,而当时媒体管理干部十分匮乏,便力邀爸爸到报社主持业务；酷爱技术工作的爸爸如果一直在烟台矿山机械厂,后来的人生经历可能会是另一种景象。我倒觉得,爸爸从没有把“做官”当回事,更不会有什么受宠受辱的感觉。在那个年代,服从组织需要,必定是爸爸的不二选择。
从1959年不再兼任报社社长,专职宣传部工作,前后近20年,爸爸的职级像是老和尚打坐——一动不动。大概是1971年底,地方各级“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撤销后恢复了党委,爸爸作为宣传部长进入市委常委,职级是副县级；直到1981年“革委会”退出历史舞台,地方各级政府恢复建立,爸爸调任市政府工作,才又成了正县级。一个同样的职级,经过近30年的蹉跎才又轮回到原点,现在看来有点儿搞笑,而当年就是这般正经八百,并无任何玩笑的成分。
爸爸56岁那年,又迎来一轮地改市、市改区的行政区划调整。这一次,原烟台地区取代了烟台市,原烟台市则有了新称谓——芝罘区。爸爸留在区里,担任了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依旧是32年前那个职级,在这个岗位上,爸爸一直干到九十年代初离休。
爸爸的心底是清明的。清明的心底才能不愧不怍,无欲无求。爸爸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要求我们。
从1968年大姐上山下乡开始,我们姐弟四人渐次踏上社会,组成了“工农兵”方阵:二姐进工厂当工人,我入伍当兵,弟弟随后也下了乡。虽说大学恢复招生后,姐弟们又各奔前程,但爸爸希冀的,还是让我们踏踏实实地学点儿技术,做个有本事、能在社会安身立命的人。
记得我从部队复员回家,本来有机会到机关谋个“差事”,譬如当个秘书或干事啥的。可爸爸并不这么想。有一天,爸爸把时任市劳动局局长的杨叔叔请到家里,对我说:“你杨叔叔把你安排到无线电六厂了。”“做什么?”我问。“当工人呗。”爸爸说得平平常常。我想,这不会是杨叔叔的“安排”,一定是爸爸的主意!
当年的无线电六厂生产电子计算机外部设备——光电式纸带输入机,既有技术含量较高的精密加工车间,也有财务、供销等管理部门。可是,进了工厂,我却被师傅领进了机械加工车间,整天油渍麻花的不说,在那台轰轰隆隆的机床旁边一站,就知道干的是厂里最“糙”的活。回家告诉爸爸,爸爸却挺乐呵:“好啊,学点儿技术,不错。”还跟我讲了他年少时学习钳工的那段难忘经历。
过了些日子,厂里把我调到办公室分管宣传工作,后来还兼任了团支部书记。爸爸知道后,不但没有表露“子承父业”的喜悦,还丢了一句:“搞什么宣传,老老实实在车间学技术多好!”我挺委屈,心想,您不“帮忙”就罢了,干嘛还要干涉我的工作调整,嘟哝了一句:“厂里安排的,我得服从吧?”爸爸这才不做声了。
后来几十年的路很顺畅,读了大学,进了中央媒体,还当了一个派出单位的领导。每次回家看望年事已高的双亲,爸爸总是叮嘱我要慎独自律,希望我不要当了“官”,丢了笔……
有一年回家,爸爸带我与他的几位老同事小聚,席间一位叔叔问及我的职级,我如实相告。这位叔叔看着爸爸,笑道:“怎么样,比下去了吧?”爸爸不答,只是笑笑。我赶忙说:“这没有可比性。你们那个年代,区划、机构变来变去的,职务升降像是家常便饭,而你们总能以平常心相待,难能可贵；再说了,我们这代人,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怎能跟你们这些从血与火的战争年代中闯出来的老革命相提并论?”
我说的是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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