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风吹蓝了故乡的天空,把我老家最美的一面展现在了朋友们面前。

　　“故乡行”是我与几位朋友发起的一项活动,每隔几个月,就到一位朋友的出生地看看,了解一下那里的风土人情,品尝一下那里的美酒美食。去年去了温州,今年首站到了我的老家山东临沂郯城县。

　　谈到故乡,脑海里便产生一种意识:故乡是旧的。帕慕克所写的《伊斯坦布尔》中,他的故乡是旧的,在这本书里,帕慕克把伊斯坦布尔变成了他一个人的城市,他在通过文字吟唱一个消失的故乡,如此便了解了,为何整本书中都弥漫着他所说的“呼愁”。

　　奥兹所写的《爱与黑暗的故事》,他笔下的耶路撒冷也是旧的,不但旧,而且散发着寒意,但正是这么一个城市,调动了他所有的温情,他试图以自己的体温,来让这个城市在记忆里变成暖色调。这么一位优秀的作家,也不愿直白地说出内心的隐伤,他铺洒文字来还原故乡的人、景物与记忆,来掩饰母亲去世带给他的伤痛。比如花费数页来描写一个男孩从树上摔下来的情形,如此普通的一个细节,也被他写得令人着迷。

　　在漫长的过去,我的故乡也是旧的,想到她就会想到这样的场景:电影院门前还是最热闹的地方,街道地面上落着人们嚼甘蔗吐下的皮；老县医院斜对面的那几间平房,除了换过几片新瓦,看不出其他翻新的痕迹；路过护城河桥的时候,仿佛还能看到爷爷在那里摆书摊；往北看,一中放了学的学生骑着自行车潮水一样涌了过来,男生变着花样在女生面前炫耀车技,车铃铛声响彻整个街面；公园门前人迹罕见,只有一个卖糖葫芦的人莫名其妙地守在那里……

　　可这次来,我和朋友们一样,看到了一个新的故乡:沂河、沭河、白马河,这3条河要么沿河修建了湿地公园,要么铺设了堤岸公路,公园里与公路边,都有一线城市白领们十分喜欢的专设跑道；整个县城,绿荫如盖,真真切切地成了森林城市。

　　那棵两千多年的“老神树”依然是一副生命力极其旺盛的样子,每一片叶子都绿油油的,风吹过来,距离它一米左右的样子便停了,没有树叶彼此交谈造成的喧哗,因为寂静,让人心安。我们6个朋友,手拉手刚好环抱“老神树”躯干一周。

　　不知道从何时起,这个北方城市,俨然有了南方城市的精致与闲适。

　　我要承认,产生回乡度过余生的念头,真的是因为看到这些新的环境。家乡新城的诞生,似乎为故乡人与漂泊者这两个身份,提供了一个黏合的机会。

　　导演贾樟柯2017年的时候决心逃离北京,回归故乡。他在位于山西汾阳的贾家庄,开了一家电影院,开了一家名为“山河故人”的饭馆。他喜欢这种生活:三五杯酒后,朋友们呼唤他的小名“赖赖”,告诉他应该要个孩子,他们为他的老年担忧。贾樟柯说,“只有在老友前,我才可以也是一个弱者,他们不关心电影,电影跟他们没有关系,他们担心我的生活,我与他们有关。”

　　写出过《周渔的火车》等著名小说的作家北村,也在2017年离开生活了16年的北京,回到福建长汀的家乡,开网店售卖当地的原生态农产品。他用自己数部小说作品的名字,来命名他销售的各种禽蛋、农作物。

　　文史作家十年砍柴,老家是湖南新邵,他有两篇与故乡有关的文章读着令人动容,分别是怀念父亲与祭奠母亲的文章。为了满足父母的愿望,他回乡在老屋地基上新建了楼房,父母亲的离世,并没有切断他与故乡的联系,在人生进入下半场的时候,故乡的亲人,还有那片土地上的一切,都成为生命里的重中之重。

　　还有一位回故乡的人,他是我的老乡——今年72岁的作家王兆军先生,他曾为两个村庄撰写并出版了村史,一本叫《黑墩屯》,一本叫《朱陈》。仿佛这样还不够,几年前的秋天,他与夫人一起离开生活多年的北京,回到临沂的村庄,开设了被他称为“当代中国最小的书院”——东夷书院。

　　王兆军先生敲起了书院的钟声欢迎我们,那段小视频我看了十几遍,每次看心里都无比感动。他实现了一个文化人的终极理想:归乡,隐居,办学,阅读,写作……对于多数抱有这种理想的人而言,这是种奢侈。

　　我想,我会追随他们的脚步。

　　年轻的时候以为,要逃就逃得远远的。当时觉得北京最远,现在想想真是幼稚,不到700公里,坐飞机上,空姐发的矿泉水还没喝几口就降落了。这几年,由往年的每年春节回乡,已经变成了周末回乡,假期回乡,多的时候,一年要回去五六次。

　　很开心能与朋友一起完成这次“故乡行”,我找到了重建与故乡关系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用最大的热情,来拥抱一个崭新的故乡,无视一切评价体系,充满好奇与喜悦地打量故乡的一切。

　　以这样一个真实的面貌回乡,不是我变得自信了,而是学会了接受一切,能够做到平静地看待事物的发生与变化。如同一位电影导演所说的那样,“让故事发生”,这简单的5个字,蕴含了太多的道理,也包含了最简单的解决办法。

　　与故乡的故事,正在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