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在自家园中。 翻拍自《紫禁城》杂志

▲陆机平复帖,左侧京兆葫芦印为张伯驹收藏印。图片来自故宫博物院官网

　　2018年4月8日　故宫武英殿

　　仲春时节,“予所收蓄　永存吾土”——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在这里举办。人们在“法帖之祖”,中国历史上第一件传世名人手迹晋陆机《平复帖》前,紧贴着玻璃安静地欣赏；排成长队,只为目睹伟大诗人李白的稀世墨迹《上阳台帖》。微信,使这个时代人人都懂一点书画,只听得有人在旁边小声嘀咕,“当年用四万大洋买的”……

　　1982年初　北京莫斯科餐厅

　　黄永玉邂逅了垂暮之年的张伯驹。那时候慢,一个印象可以留存近十年。1991年,黄永玉画了一幅小画——《大家张伯驹先生印象》,在画的上方,用细密的字记录了当时的场景:

　　“某日余偕妻儿赴西郊莫斯科餐厅小作牙祭,忽见伯驹先生蹒跚而来,孤寂索寞,坐于小偏桌旁。餐至,红菜汤一盆,面包四片,果酱小碟,黄油二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四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缓缓隐去……老人手中之面包即为其夫人(潘素)带回者。”

　　很难想象,那就是曾用四万块大洋入手《平复帖》,二百余两黄金购得《游春图》,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将几乎全部国宝捐献的张伯驹先生。

　　“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黄永玉评说。

　　“公子齐名海上闻,辽东红豆两将军。中州更有双词客,粉墨登场号二云。”这首诗,说的是当年的民国四大公子。其中,“中州双词客”之一,便是“九岁能诗,人称神童”的张伯驹。

　　他,出身于一个大官僚家庭,成年后进入军界,目睹当时官场腐败之状,决心辞去一切挂名差事。

　　1927年是张伯驹人生转折的一年。他从琉璃厂购得康熙御笔“丛碧山房”匾额一块,并把自己的宅院更名为丛碧山房。

　　“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张伯驹说。在书画中,他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寄托:

　　“每于明窗净几,展卷自怡。退藏天地之大于咫尺之间,应接人物之盛于晷刻之内。陶熔气质,洗涤心胸,是烟云已与我相合矣。”

　　根据张伯驹所撰写的《丛碧书画录》,他在1960年以前共收藏书画一百一十七件,其中宋元及之前的藏品共三十件,占他所有藏品的约四分之一。

　　宋元及之前的书画,“年代湮远,非经多见广不易鉴别”,是衡量一个收藏家眼力、实力和地位的重要因素。

　　张伯驹是怎样养得他鉴定眼力的?

　　据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副研究馆员郝炎峰介绍,张伯驹的功夫,一方面来自他的文化修为,一方面也与他独特的鉴定方法有关。

　　以唐寅的作品《行书诗》为例。有人曾以其中的“扬州”写为“杨州”而断为伪作。张伯驹却认为:“扬者为杨,抑者为柳,扬杨本系一字”,所以并非唐伯虎误写。他进而评论道:“未学小学而论字,误以断名迹真伪,岂不甚谬。”(《丛碧书画录》)

　　张伯驹对书画作品的“流传有绪”很看重,认为文字和文献的著录是前人眼光和经验的总结。此外,他还会从笔法、材质、皴法、内容等多方面考证。

　　除了鉴藏的眼力,热情也是张伯驹成为大收藏家的必要条件。53岁那年,张伯驹入手杜牧的《张好好诗》卷,自述“为之狂喜,每夜眠置枕旁,如此数日,始藏贮箧中”(《春游琐谈》),并改字号为“好好先生”。他对书画的爱好,早已达到“痴”的程度。

　　启功先生曾评说,张伯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从本次展品的量级来看,绝非吹捧:

　　晋陆机《平复帖》,“法帖之祖”,早于王羲之兰亭集序百余年；

　　隋展子虔《游春图》,中国山水画最早期的作品；

　　李白《上阳台帖》,落笔天纵,意义非凡；

　　杜牧《张好好诗》,杜牧仅存的墨迹；

　　范仲淹《道服赞》,文醇笔劲,既美且箴；

　　蔡襄《自书诗》,宋四家之一,蔡书之最精者；

　　黄庭坚《诸上座帖》,“自明以来已誉为黄书第一”；

　　宋徽宗《雪江归棹图》,“布置精密,笔意超绝”；

　　唐伯虎《王蜀宫妓图》,工笔重彩,“书画俱为精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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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千辛万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他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张伯驹曾说。

　　据家人回忆,为保住文物,张伯驹有过一段段惊心动魄的经历。

　　卢沟桥事变前一年,听说画家溥心畬所收藏韩幹《照夜白图》卷被上海商人叶某买去,张伯驹深怕图卷被转手出境,急忙电函当时主政北京的宋哲元,但为时已晚,图卷被叶某转售英国。

　　《平复帖》真迹,张伯驹在湖北赈灾书画展上见过,担心重蹈覆辙,立刻托人和溥心畬说,不要再使其流出国外,并请转让。但溥当时要价二十万,并未谈成。1937年,得知溥心畬遭遇母丧,正在筹款,张伯驹便抓住机会,以四万元购得此帖。

　　1941年秋天战乱,张伯驹全家入陕西避难。途中,他将《平复帖》缝入衣被,虽经跋涉离乱,始终不离身……

　　1946年,散失东北的清宫旧藏书画陆续出现在市场上,其中,展子虔的《游春图》被文物商人马霁川以低价买入。张伯驹担心国宝被售出国外,立即找人问马霁川,不想却被索价八百两黄金,没能成交。

　　后来,听说马霁川要以两万多美元将画卖到海外,情急之下,张伯驹“售出所居房产付款”(《春游琐谈》)。所售房产,是他长期居住的地方,占地十五亩,原为李莲英的宅子。后来马霁川节外生枝,借口金子成色不够,要再追加二十两。万般无奈,张伯驹求请夫人潘素把首饰卖了,才保住这件国宝。

　　还有更惊险的一幕。因张伯驹收藏字画声名在外,1941年竟被绑架。绑匪要价三百万,并以“撕票”威胁潘素。张伯驹托人叮嘱夫人,宁死魔窟,也决不许变卖所藏。

　　僵持近八个月,绑匪见敲诈无望,自动将身价降到四十万。家人多方奔波借贷后,才使张伯驹脱离匪窟。

　　“予之烟云过眼,所获已多。故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张伯驹曾在他所著的《丛碧书画录·序》中,吐露了他收藏的初心。　

　　遇到开明的政府,将其捐献,让更多人鉴赏到传统书画,更是张伯驹的愿望。

　　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致信周恩来总理:“在国民党时期,曾对家人潘素立有遗嘱,谓我所藏主要珍品,遇人民爱戴,政府休明之政府,应不以自私,捐归公有。”1956年,张伯驹和夫人潘素从30年蓄藏的书画中选出八件书法精品无偿捐献国家,后由国家文物局拨交故宫博物院收藏。

　　“我的东西都在故宫里,不用操心了。”张伯驹说。

　　捐献义举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反响。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茅盾)特地为他们颁发了褒奖状:“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之《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书法等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

　　据女婿楼宇栋回忆,张伯驹认为这是平生最可欣慰的一件事。

　　“分手脱相赠,平生一片心。”红学家、史学家冯其庸在其回忆张伯驹的文章中写道,收藏家的一个共同点是“子子孙孙永宝之”,张伯驹能将其捐献,足见他冰清玉洁的高尚情怀。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评价张伯驹说:“他所代表的,是中国文人的博雅通脱,更是一种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的使命感、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崇高的爱国情操。”

　　在张伯驹的外孙楼开肇眼里,他是个略带顽皮的小老头、老小孩:

　　他会为了想吃一个桃子没有如愿,就坐在地上耍赖；

　　他喜欢波斯猫,家里一直养着几只波斯猫,常在院里嬉戏；

　　他让外孙春天在小院种上牵牛花,一到盛夏,花香四溢……

　　中国古典文学的源头《诗经》,曾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来形容君子。张伯驹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不世出的君子。

　　君子坦荡荡。

　　红学家、诗人周汝昌回忆,他在燕园读书期间,张伯驹居住在展春园(因收藏展子虔《游春图》而得名,今北大承泽园)。“每日下午课余,常闲步而造园,入厅后,自寻座,宾主往往不交一言,亦无俗礼揖让之烦。我由此深知,先生为人,坦荡超逸,潇洒天真,世所罕见。”

　　君子爱才信友。

　　文物专家、鉴赏家王世襄回忆,他与张伯驹相识较晚,1945年由重庆来北京,担任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工作,由于对文物的爱好和工作上的需要才去拜见张伯驹。研究中,他带着被婉言谢绝的准备,想从张伯驹处借阅《平复帖》。不想张伯驹说:“你一次次到我家来看《平复帖》太麻烦了,不如拿回家去仔细地看。”　

　　“那时我们相识才只有两年,不能说已有深交。仅此就足以说明伯驹先生是多么信任朋友,尤其是年轻的朋友想做一点有关文物的工作,是多么竭诚的支持!”王世襄感叹。

　　君子举案齐眉。

　　20世纪的中国,有几对著名的夫妻,在文学艺术方面有着惊人的默契和爱好,为人所艳羡。钱钟书和杨绛是一对,张伯驹和潘素也是一对。

　　潘素在她追念张伯驹的文章中写道,张伯驹重金购买书画的爱好不为他的家人理解,说他是个败家子,但她就要不惜一切来支持他。张伯驹教她画画,看到她日有长进,首先是高兴,同时更不甘落后,也奋发写作,并请不少名家前来赏评两人的作品,共同策励。

　　楼开肇回忆,张伯驹和潘素有着惊人的默契,平日在生活中,要么切磋棋艺,要么一人画画一人题诗。如果两人分开几日,总要填几阙词,表达思念之情。

　　画家刘海粟曾评价说,张伯驹是“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从他广袤的心胸,涌出了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

　　王国维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后主之词,天真之词也。他人,人工之词也。”在冯其庸看来,张伯驹无半丝虚伪造作,是一个纯而又纯的真人,因而能作得好词。周汝昌更盛赞,“如以词人之词而论,则中国词史当以李后主为首,而以先生(张伯驹)为殿——在他之后,恐怕不意再产生这种真正的词人。”

　　有词为证。张伯驹曾写过一组《浣溪沙》咏秋(共六首),其中的《前调·秋影》这样写道:“霜鬓萧萧独倚阑,帘波掩映夕阳前,西风相对总无言。一叶梧飘穿云破,数行雁过印江寒,画桡不点镜中天。”

　　如今说到票友,多是捧场子看戏的人,虽然偶尔唱上两句,也少有专业水准。从这个意义上讲,张伯驹可算京剧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票友。

　　据多年从事戏曲史研究的原北京燕山出版社总编辑赵珩讲述,张伯驹过四十岁生日时,在北京隆福寺的福全馆举办了一场大型堂会演出,大轴是《空城计》。张伯驹自演诸葛亮,杨小楼配演马谡,余叔岩配演王平,程继仙配演马岱,王凤卿配演赵云。　

　　杨小楼、余叔岩、程继仙、王凤卿等都是平常单挑班的了不起的大佬,或是息影舞台多年的名角儿,这四个人给张伯驹配演四将,是绝无仅有的盛况,“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中国的书法史上,有几种很有个性的书体。宋徽宗的“瘦金体”是一种,张伯驹的“鸟羽体”也算一种。刘海粟评价张伯驹的字时说:“运笔如春蚕吐丝,笔笔中锋,夺人视线,温婉持重,飘逸酣畅,兼而有之,无浮躁藻饰之气。目前书法,无人继之。”

　　张伯驹精通围棋,因此和陈毅元帅成为至交和棋友。陈毅逝世前,嘱咐将他的玉质棋子送给张伯驹。张伯驹听闻元帅逝世,挥泪写了挽联:

　　“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山河,永离赤县；挥戈挽日,接樽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原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两颗爱国心,紧紧相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