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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胡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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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2-09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草地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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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严峰
每当从葱绿的江南回到家乡山东烟台,走进家门,总是不由自主地踅摸进父亲的书房。书房是一间不大的北屋,摆放着一个不大的书橱和一张同样不大的写字台。
书房里,除了放置在书桌上的砚台、笔架,和一张父亲的遗像,就是塞得满满当当的书橱；书橱的一边,一个浅色塑料挂钩上,挂着一把民族传统乐器——二胡。
这是父亲的琴。
二胡已然蒙上一层薄薄的尘埃。只有那铜的琴轴、蟒的琴皮,还闪着旧时的磨光,看上去也还是那么的熟悉、亲切。
书橱旁侧的墙壁上,贴着父亲抄写的琴谱,是瞎子阿炳所作著名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简谱,一笔一画,工工整整。
默吟着这张琴谱,那如泣如诉的乐音,就在心里泉水般汩汩流淌。
1954年春节前,父亲第一次和母亲一起,来到龙口外公家的小村,带着还在襁褓中的二姐,看望寄养在外公家刚满两岁的大姐。
临近春节,村里劳作了一年的乡亲们便热闹起来,在村边的麦场上搭了台子,唱起大戏。听说城里来的女婿会拉“胡琴”,不由分说,把正在为乡亲写春联的父亲请上了台子。
“胡琴”是乡里人对民族弓弦乐器的统称。那时的“胡琴”却也简陋,琴杆木质粗糙,用的是丝弦,调音的木制琴轴要么拧不紧要么容易崩弦；不似现今紫檀的琴杆,铜制的琴轴,品相极好的琴皮,还有质地纯正、松紧可调的马尾琴弓。
父亲并不打怵,提着把二胡走上了木板搭建的土台子。
早在抗战后期,16岁参加革命的父亲在胶东兵工局从事军工和宣传工作时,就经常参与文艺宣传活动。至今,家里还珍藏着一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父亲身穿军装,披件黑色外衣,倚坐在地上,怀里揣着一把小提琴,神情散淡而执着；他的十几个战友也各自拿着不同的乐器,或站或立,围聚在一起。
60多年过去了,父亲拉“胡琴”的往事,还时常被村里的老人提起。
当时,父亲是烟台日报总编辑,刚满26岁。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不论家住太平街还是虹口路,父亲的房间总是放着一把二胡。已经在烟台市委宣传部工作的父亲,只要有闲暇,就会端坐在椅子上,操起二胡,先是衔一枚口哨般的黑色校音器调弦,“嘟嘟”地发出A的音调；再用松香在琴弓的马尾上来回抹擦。拉的曲子,除了传统京剧唱腔的伴奏音乐,就是经典的二胡独奏曲。优美的琴声,氤氲着我们姊弟无忧无虑的童年和少年……
小学还没读完,文化大革命就来了。
在那些荒唐的岁月里,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父亲首当其冲遭受冲击。父亲的琴收了起来,也不知道被藏到那个角落；熟悉的琴声消失了,我们常常看到的,是批斗游街后父亲疲惫的脸色,和不时发出的无奈的叹息。
后来,父亲进了地处市郊小沙埠的五七干校。那里是参加生产劳动改造思想的所在,自然,琴与音乐是多余的。
父亲在干校,不常回家,闲置的二胡就成了我无聊时取乐的物件儿,平时也跟几个爱好音乐的同学一起捣鼓琢磨。或许是自幼耳濡目染,过了两年,我就能照着乐谱,演奏难度较高的二胡独奏曲《赶集》了——当然,那个时候,这样的曲目还属于“封资修”的作品,只能背着人偷偷练习。
1970年的初冬,我夹把二胡参加了部队招考文艺兵的面试,竟然被录取了。不满16岁的我,成了部队文艺宣传队的一名乐手。
翌年,父亲离开干校,担任了市革委会政治部宣传组的负责人。有一次,我趁着到烟台购买乐器的机会,回到东南台子的新家,还给父亲拉了一曲刚刚学会的刘天华的著名二胡独奏曲《良宵》,父亲听了,并没作声。
“这样的曲子,自己练练琴还可以,尽量别在外人跟前拉。”回部队前,父亲挺严肃地嘱咐我。我知道,刚刚恢复工作的父亲,对那时的社会文化气氛还心存隐忧,不得不谨小慎微。
尽管如此,父亲对我在部队从事的文艺宣传工作还是很在意的。
有一次给父亲写信时,不经意地提到,部队宣传队配发给我的那把小提琴不仅老旧,而且拉起来音质含混,每当演奏到高把位,就有些轻浮、甚至刺耳的乐音飘出。
父亲有位老战友,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乐团团长。极少求人的父亲给老战友写了信,大意是我在部队宣传队当乐手,希望他代买一把质量好些的小提琴。
没想到,过了不久,一把小提琴就到了我的手中。后来听说,父亲的老战友为了这把小提琴花了500多元,当时这可是一笔巨款。
这把小提琴木质极好,从面板、侧板到背板,一色粗粗的“虎皮纹”,音质比宣传队弦乐队首席的那把小提琴好多了。
父亲曾告诉我:“伯伯说了,这把小提琴是‘借给’你。”
“还得还啊?”我有些不情愿。
“伯伯还说,”父亲说话总是慢条斯理:“借给,借给,‘借’就是‘给’。”
我这才放了心。打那以后,这把小提琴就一直跟随我,走南闯北,不离不弃。
20世纪90年代初,父亲离休了。
平日里,父亲不是读书、与友人叙旧,就是习练书法；当然,家里的那把二胡也不时奏响,《二泉映月》的旋律又在闲适而温馨的时光里飘荡。
父亲虽然长期在党政机关工作,但性情内敛,不事张扬；每当琴声婉转悠扬的时候,我们料定,父亲此刻心情大好。
前些年,弟弟一位搞民乐的朋友举家迁往美国,行前送来一把类似专业级的二胡。
现今的二胡不仅品类繁多,而且品质与以往也大相径庭了:紫檀、红檀、花梨木……琴杆用料很是考究；敦厚且油亮的共鸣箱,铜制的琴轴,钢丝弦的顶端还配有微调器。
“老了,指法不灵便了。”有一年回家探亲,父亲踱入书房,取出这把二胡:“还是你拿去吧。”
于是,这把二胡又跟我来到了江南。
父亲离开我们5年了。每当一个人坐在俯瞰湘江的阳台上,望着满城灯火、北去江水,幽幽地拉起《二泉映月》,就仿佛看到父亲的微笑,听到父亲的琴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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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的胡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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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2-09 ） 稿件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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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2-09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草地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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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从葱绿的江南回到家乡山东烟台,走进家门,总是不由自主地踅摸进父亲的书房。书房是一间不大的北屋,摆放着一个不大的书橱和一张同样不大的写字台。
书房里,除了放置在书桌上的砚台、笔架,和一张父亲的遗像,就是塞得满满当当的书橱；书橱的一边,一个浅色塑料挂钩上,挂着一把民族传统乐器——二胡。
这是父亲的琴。
二胡已然蒙上一层薄薄的尘埃。只有那铜的琴轴、蟒的琴皮,还闪着旧时的磨光,看上去也还是那么的熟悉、亲切。
书橱旁侧的墙壁上,贴着父亲抄写的琴谱,是瞎子阿炳所作著名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简谱,一笔一画,工工整整。
默吟着这张琴谱,那如泣如诉的乐音,就在心里泉水般汩汩流淌。
1954年春节前,父亲第一次和母亲一起,来到龙口外公家的小村,带着还在襁褓中的二姐,看望寄养在外公家刚满两岁的大姐。
临近春节,村里劳作了一年的乡亲们便热闹起来,在村边的麦场上搭了台子,唱起大戏。听说城里来的女婿会拉“胡琴”,不由分说,把正在为乡亲写春联的父亲请上了台子。
“胡琴”是乡里人对民族弓弦乐器的统称。那时的“胡琴”却也简陋,琴杆木质粗糙,用的是丝弦,调音的木制琴轴要么拧不紧要么容易崩弦；不似现今紫檀的琴杆,铜制的琴轴,品相极好的琴皮,还有质地纯正、松紧可调的马尾琴弓。
父亲并不打怵,提着把二胡走上了木板搭建的土台子。
早在抗战后期,16岁参加革命的父亲在胶东兵工局从事军工和宣传工作时,就经常参与文艺宣传活动。至今,家里还珍藏着一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父亲身穿军装,披件黑色外衣,倚坐在地上,怀里揣着一把小提琴,神情散淡而执着；他的十几个战友也各自拿着不同的乐器,或站或立,围聚在一起。
60多年过去了,父亲拉“胡琴”的往事,还时常被村里的老人提起。
当时,父亲是烟台日报总编辑,刚满26岁。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不论家住太平街还是虹口路,父亲的房间总是放着一把二胡。已经在烟台市委宣传部工作的父亲,只要有闲暇,就会端坐在椅子上,操起二胡,先是衔一枚口哨般的黑色校音器调弦,“嘟嘟”地发出A的音调；再用松香在琴弓的马尾上来回抹擦。拉的曲子,除了传统京剧唱腔的伴奏音乐,就是经典的二胡独奏曲。优美的琴声,氤氲着我们姊弟无忧无虑的童年和少年……
小学还没读完,文化大革命就来了。
在那些荒唐的岁月里,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父亲首当其冲遭受冲击。父亲的琴收了起来,也不知道被藏到那个角落；熟悉的琴声消失了,我们常常看到的,是批斗游街后父亲疲惫的脸色,和不时发出的无奈的叹息。
后来,父亲进了地处市郊小沙埠的五七干校。那里是参加生产劳动改造思想的所在,自然,琴与音乐是多余的。
父亲在干校,不常回家,闲置的二胡就成了我无聊时取乐的物件儿,平时也跟几个爱好音乐的同学一起捣鼓琢磨。或许是自幼耳濡目染,过了两年,我就能照着乐谱,演奏难度较高的二胡独奏曲《赶集》了——当然,那个时候,这样的曲目还属于“封资修”的作品,只能背着人偷偷练习。
1970年的初冬,我夹把二胡参加了部队招考文艺兵的面试,竟然被录取了。不满16岁的我,成了部队文艺宣传队的一名乐手。
翌年,父亲离开干校,担任了市革委会政治部宣传组的负责人。有一次,我趁着到烟台购买乐器的机会,回到东南台子的新家,还给父亲拉了一曲刚刚学会的刘天华的著名二胡独奏曲《良宵》,父亲听了,并没作声。
“这样的曲子,自己练练琴还可以,尽量别在外人跟前拉。”回部队前,父亲挺严肃地嘱咐我。我知道,刚刚恢复工作的父亲,对那时的社会文化气氛还心存隐忧,不得不谨小慎微。
尽管如此,父亲对我在部队从事的文艺宣传工作还是很在意的。
有一次给父亲写信时,不经意地提到,部队宣传队配发给我的那把小提琴不仅老旧,而且拉起来音质含混,每当演奏到高把位,就有些轻浮、甚至刺耳的乐音飘出。
父亲有位老战友,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乐团团长。极少求人的父亲给老战友写了信,大意是我在部队宣传队当乐手,希望他代买一把质量好些的小提琴。
没想到,过了不久,一把小提琴就到了我的手中。后来听说,父亲的老战友为了这把小提琴花了500多元,当时这可是一笔巨款。
这把小提琴木质极好,从面板、侧板到背板,一色粗粗的“虎皮纹”,音质比宣传队弦乐队首席的那把小提琴好多了。
父亲曾告诉我:“伯伯说了,这把小提琴是‘借给’你。”
“还得还啊?”我有些不情愿。
“伯伯还说,”父亲说话总是慢条斯理:“借给,借给,‘借’就是‘给’。”
我这才放了心。打那以后,这把小提琴就一直跟随我,走南闯北,不离不弃。
20世纪90年代初,父亲离休了。
平日里,父亲不是读书、与友人叙旧,就是习练书法；当然,家里的那把二胡也不时奏响,《二泉映月》的旋律又在闲适而温馨的时光里飘荡。
父亲虽然长期在党政机关工作,但性情内敛,不事张扬；每当琴声婉转悠扬的时候,我们料定,父亲此刻心情大好。
前些年,弟弟一位搞民乐的朋友举家迁往美国,行前送来一把类似专业级的二胡。
现今的二胡不仅品类繁多,而且品质与以往也大相径庭了:紫檀、红檀、花梨木……琴杆用料很是考究；敦厚且油亮的共鸣箱,铜制的琴轴,钢丝弦的顶端还配有微调器。
“老了,指法不灵便了。”有一年回家探亲,父亲踱入书房,取出这把二胡:“还是你拿去吧。”
于是,这把二胡又跟我来到了江南。
父亲离开我们5年了。每当一个人坐在俯瞰湘江的阳台上,望着满城灯火、北去江水,幽幽地拉起《二泉映月》,就仿佛看到父亲的微笑,听到父亲的琴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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