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然纯朴的村庄上,屈指可数的几个读书人自然尊贵,但那尊贵或许是有些高高在上的,是稍微远离民间烟火的尊贵。手艺人的尊贵却是紧贴生活的尊贵,你触手可及、举目所望之处,无不点缀着他们的技艺,就连村庄上过气的地主遗孀——刘三娘也逃脱不了:三娘吃饭的碗据称是宜兴官窑烧制的,三娘穿着的蚕丝小褂是东厂染坊印染的,三娘睡的楠木床是西直巷木坊打造的,三娘戴的耳坠是杨宝厂师傅手工打磨的……

　　在民间,在散散落落的村庄上,一个人学问再高也高不过吃喝拉撒,高不过衣食住行,高不过生老病死。而那些手艺人,就是掌管民间烟火的祭祀者,他们以自己的手艺,扮靓着生活的一个个侧面,人们在这一层层的侧面里杂乱无章地穿行,在有意或无意中抬高了世俗的生活。

　　早些年,我还不能理解一个地方和一个时代如何倚重一个手艺人的时候,我就已听过太多关于手艺人的传说。那些传说,如满天的星斗,时常在我头顶闪烁。祖母用的铜锁、铜炉子,祖父一生不离手的烟斗、手炉、大秤,无不彰显一个个游走着的手艺人的情怀和了得的功夫。

　　夜晚想起那些远去的手艺人,我会不经意地抬起头,看头顶的天空。如幕般深邃而广阔的天空中,稀稀落落的几枚星在微弱地闪烁,我怀疑它们中有一个是我的曾祖父。

　　我的祖父是做油面手艺的,在当地几十里方圆很有名气。他的“产品”,不仅质量过硬,食之个个喊好；而且品种齐全,什么脆饼、麻花、桃酥、金刚脐,应有尽有。妇女生孩子“坐月子”的、家中来客的、四时八节送礼的、孝敬老人的,有人跑很远赶来“光顾”。祖父还有个“捏面塑”的绝活,即用揉进各种不同颜料的面团,捏成形形色色的花鸟禽果,一个个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漂亮极了。人们为老人祝寿、给死者“送饭”,“做”上它,便觉得无限光彩。祖父讲究“诚信”,他专门请人刻了块有砚台大的木印版,上面刻着“王记食品,不无二价,童叟无欺”的字样,用墨水印上小红纸,扎在每包食品上。那时我放学回家,常常抢着当起“义务印刷工”,一是好玩,二也可为忙碌的父母帮些忙。“红纸块”似商家对消费者的“承诺书”、超时空的“广告箋”,又像喜庆的“装饰品”。

　　那时候乡村的秩序和诗意,常常用炊烟来意象。直到今天我可以理解为乡村农耕气象的全部要义就是填饱肚皮,炊烟是食的,是人间烟火旺盛的表征和延伸。吃了嘛,吃过了,吃的啥,要不乡间的全部寒暄就是一个吃字呢,一并与吃相关的所有器具和行当都赋予了更高层面的意义。

　　从前,我一度想过做个奔走乡里的大厨,就像村里的小衣章,两把菜刀闹革命,耳朵两边各夹着一支甚至两支香烟,红光满面,油头油嘴,神气得乡下的小道都嫌窄。我还艳羡大厨挥动菜刀的格局和气势,真是有声且有色。热气蒸腾之下,看着油头大耳的小衣章一次又一次地抓起大勺接二连三地尝着即将起锅的肉膘或虾米羹汤时,他口水拉沙的样子,我好生羡慕。我不知道大厨还可以拿工钱,只以为忙乎半天混个嘴,混个酒足饭饱就是一件划算得要命的差事。

　　那一年暑假的一个午后,我从大河里游泳返家,用破铲子装饭,性急之下一不小心把补的锅疤揭开剥落了。我吓坏了,这可怎么办呢,还能补得起来吗?母亲知道后气得用扫帚枝子抽得我满院蹦跳。一旁的祖父拿起破锅眯虚着眼对着西边的夕阳照了照,说,明天周村的范师傅来看看,兴许还能补上。

　　如约而至似的,第二天范师傅挑着担子真来村上了。那个经典的桥段永远在我的脑海里:补锅匠的范师傅剪了圆形的铜片,先换原来的两个疤,用铁锤轻轻钉,钉上劲。后钉3个疤,先用钢钻在裂纹上钻孔儿,而后钉疤。动作仍是轻轻地,生怕用力过大会把锅打破。钉罢,一块黄胶泥在3个疤擦,泥太硬,朝泥上吐两口唾沫,一手下面托着,一手上面狠擦,直到黄泥渍进缝里才完事。

　　现在我想,那口铁锅如果能保存到今天,一定很有价值。那是一件文物,每个疤都固定下庄稼人的一段贫寒日子,每一个疤把庄稼人的苦难人生串成绵绵不绝的沉重故事；那个似乎也是一件艺术品,几个疤仿佛每个都钉的是地方,颇有聚散疏密之美,颇有形而上的意思,衬以黑青锅铁,明暗反差强烈,足以震撼人心。想日下纷纷标新立异的前卫艺术家,怕也弄不出这样的杰作。

　　吉坤二爷在我心目中肚里是有些墨水的,因为他会讲《水浒》里的人物故事。一天他到我们家串门,家里没有大人,他便与我们讲起了故事。记得第一次就是讲的“武松打虎”,他讲到我们认为最扣人心弦处,就停下来了,说口渴。我连忙倒水,二爷又说加些糖就更好了。糖家里是有些的,我们都舍不得吃,但没有办法,想要把故事听下去,忙不迭地用小勺子弄两下子放开水里,吉坤二爷一咕噜就喝下去了,又继续卖劲讲武松打虎的故事。一会二爷又停顿下来了,这次又说记忆力不行了,需要弄根烟接接力。听故事心切啊,我只好又把父亲放在柜里的香烟拆下来,递上一根又帮二爷点上。就这样,暑假里的一个下午,家里的白糖都下二爷的肚了,香烟变成烟又散去了,我们把故事也听得饱了。直到今天,吉坤二爷在我家喝糖茶讲故事的细节仍形象生动地留在我的脑海里。后来,我才知道吉坤二爷原来是地区说唱团专业说书演员,政治运动中才被流放到老家种地。当我知道吉坤二爷是地地道道的说书匠时,他已离开人世近10个年头。

　　我小学毕业那年的暑假,父亲干了一件十分了不起的工程,第一次把庄上头牌细料木匠王四爷请回家置办家具。我清楚地记得有一面五斗橱、一张四仙桌子,剩下的木料顺便带了两张椅子、3张板凳。

　　其实早在一年前父亲就专门到门上请过,四爷档期紧是一方面,那年春天他到我家搁木方子的西厢房,细细看过木方子后,搁下一句话:再晾半季,等入了伏正好。这才是迟迟不动工的主要原因。

　　四爷开工后的那些日子我异常兴奋,整天飞舞疯痴在木香喷发的刨花间。我突然无比喜欢上四爷的斧头、凿子、钢锯还有刨子。我惊讶刨子的奇异功能,趁四爷不注意我就在平整的木块上学着四爷的动作滑来滑去,练了半个暑假,终于才心满意足看到自己刨出的轻盈匀称的刨花。就在这段日子,大人们才第一次确切发现我是左手拿斧头,左手拉锯,左手弹墨盒,左手操斧子。更不可告人的是,王四爷的一把刨子直到完工结过工钱离开我家都没有现身,今天可以诏告天下那把刨子是我藏起来的,因为我对刨子充满了无限好奇和想象。我常常用那把刨子偷偷对着家里吃饭的桌子刨,对着板凳刨,对着门板刨,对着门槛刨,甚至对着大树刨。那年暑假结束的某天傍晚,我偷偷把刨子扔到四爷家院子里,我知道不是我良心觉醒,而是刨刀已被我磨得毫无脾气。后来四爷与邻村的一个大姑娘私奔了,其时四爷已经娶妻生子。从此我才知道,小木匠年轻力壮到处流浪,很危险。本来我更愿意长大后成为一位细料木匠,就在他和那个姑娘私奔前的那天上午,王四爷上下打量着我,然后毫无悬念地说,不行,因为你是个左撇子,从此我便再也没有拿过斧头、凿子、刨子,世间便也少了一位危险的左撇子木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