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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回望晏阳初的梦想与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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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1-19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草地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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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修智、秦婧
从河北定州市区向东,汽车在冬日的凛冽中穿行约20分钟,来到一片果林。
我们来探望一棵核桃树。
晴朗的高空下,这棵近百岁的老树树皮灰白,枝干光秃而虬曲。经历了上一季的繁盛,它正在北方冬天的萧瑟中养精蓄锐。待到春暖花开,绿色会姗姗重返,然后迎来又一轮的枝叶纷披,果实累累。
百年核桃树并不稀奇。让这棵核桃树不同寻常的,是它的种植者——晏阳初,上个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蜚声世界的平民教育家。
从1926年开始,怀揣耶鲁与普林斯顿双料常青藤文凭的晏阳初,与一批志同道合者一道,告别都市,来到河北定县东亭镇翟城村,开启乡村建设试验,试验持续11年,书写了现代中国历史上乡村建设试验传奇的一章。
据学术界研究,11年中,共有500余名知识分子先后参与了定县乡村建设试验,其中有几十名是毕业于欧美名校的博士,他们均为经济学界、法学界、医学界、文学界等领域的佼佼者。
百年沧桑,百年流变。不变的,是人们对乡村建设先行者的敬意。定州民间组织晏阳初研究会会长李志会,于1980年代末,对健在的当年定县乡村建设时期的村民进行抢救性访谈,留下了普通村民关于晏阳初的珍贵一手记忆。
在村民的记忆中,穿着灰色长袍的晏阳初,“眼睛出奇的明亮”“说话时面带微笑”“对穷人亲”。
如今,晏阳初与当年的村民们俱已老成凋谢,惟余这棵核桃树,以及它所象征的先贤们振兴乡村的不灭理想,在新时代的辉光里迎风摇曳。
在法国为华工服务,埋下理想的种子
晏阳初从事平民教育、乡村建设的种子,萌发于第一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参战国之一法国发生劳工荒,法国陆军部经过比较研究,认为中国北方各省水土气候与法国大体相同,而中国劳工勤奋且工资低廉,遂于1916年春从中国招募15万余名劳工,到法国战场后方各军需厂做工。
当时在法的美军也借用一部分中国劳工。由于语言不通,劳工与美军军官之间,经常发生误会。为了与劳工沟通,哈佛大学与耶鲁大学的一些学生响应号召,于大战末期到法国的中国劳工营中从事服务工作。
这些学生中,就有晏阳初。
当时的晏阳初,刚刚怀着无限的留恋从耶鲁毕业。这所常青藤学校,他留下了自己的逼人风华。在耶鲁,他当选耶鲁大学华人协会会长,并成为耶鲁唱诗班中第一位华人成员。
他的风度也令人印象深刻。“晏沉默寡言,言必有中；举止严肃,饶有学者风度,在同学中有如鹤立鸡群。”多年后,留美四川籍学生胡光麃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晏阳初于1918年6月抵达法国北部的布朗,那里有5000名中国劳工,多来自华北,以山东为主。
这些劳工有的在工厂工作,有的装卸食物,有的修路,有的挖掘战壕,还有的埋葬尸体。晏阳初与劳工们打成一片,在翻译、传达之余,间或说笑唱歌以鼓舞士气。向劳工们讲述有关中国的动态,欧战的状况,也是学生们服务的内容。
劳工们最需要的服务,是替他们写家信。虽然信很简单,只是报个平安,但每天晚上写百余封信,还要代办汇钱手续,工作量也很可观。晏阳初决定尝试教劳工们认字。
他把劳工们召集到一起,向他们宣布:“从今天起,我不替你们写信了,也不讲时事了。”
台下大笑,以为他在说笑话。晏阳初继续说:“从今天起,我要教你们识字、写信。”底下又大笑。
晏阳初又说:“谁愿意跟我学,请举手。”没有声音。过了一会,有40几个人举起了手,只举一半。
晏阳初说:“愿意学的人,今晚来找我。”然后宣布散会。
当天晚上,在公共食堂里,几个劳工和晏阳初围坐在一张饭桌。晏阳初的面前,放着一张小石板、一枝石笔。他用石笔在石板上写,几个劳工用右手食指在大腿上画,“那种认真而诚挚的样子,纵是铁石心肠者,见了也会感动。”晏阳初后来回忆。
劳工们认字的热情很快被激发起来。4个月后,最早跟晏阳初识字的40余人中,有35位可以写家信了。晏阳初特意请来一位美军将军主持毕业典礼,35个中国劳工,一一从将军手中领得一张大红纸写的毕业证书。
识字运动很快风靡法国的中国劳工中,同时也带来两个问题:一是教科书,二是日常读物。晏阳初自己动手,从一本中文字典和国内寄来的报章中,选择最常用的单字和复词,再加上中国劳工的通俗口语和平常家信习用的词句,共约千余字,作为劳工识字的教材。
后来,晏阳初在国内推行平民教育,与专家们一起编写《平民千字课》,发行数百万,其基础理念,可溯源于旅法时期。
晏阳初还创办了《华工周报》,作为劳工们的课外读物。在第一期的编辑部文章《恭贺新年:三喜三思》中,他以“诸公”称呼劳工们,因为“华工平日对我们服务的学生,非常恭敬听命,称我们为‘先生’。他们多比我们年长,称之为‘公’,是所谓礼尚往来。”
《华工周报》有《华工近况》《祖国消息》《欧美近闻》《欧战小史》《名人传略》等栏目,办得生动活泼,贴近劳工生活又富于知识性。
为了激励劳工们学习,《华工周报》还举办征文比赛,征文题目有《华工在法与祖国的损益》《中国衰弱的原故》《民国若要教育普及,你看应当怎样办才好》,旨在激发劳工的思想、开放胸怀、热心公益。
获奖的作品,按名次给予奖金,第一名15法郎,第二名10法郎。
《华工周刊》深受劳工的喜爱。有一天,晏阳初收到一个华工的来信,信中说:
晏先生大人:自从您办周报以来,天下事我都知道了。但是,您的报卖得太便宜了,只卖10个生丁,恐怕不久要关门。我现在捐出我3年的积蓄,365个法郎。
在当时,一个苦力的每日工资,只有1个法郎。
根据社会学家陈达的研究,华工初到法国时,识字的仅居20%左右,1920年底,识字者增至38%左右。
献身为最贫苦的文盲同胞服务
在法国的经历,改变了晏阳初的一生。
从中国劳工身上,他有两大发现:一是这些普通人不缺少智力与热诚,他们缺少的,只是受教育的机会而已；二是士大夫阶层对贫苦大众的无知。
“表面上看,我在教他们；实际上,他们指点了我一生的方向。”晏阳初立志,回国后,不做官,不发财,把终身献给劳苦的大众。
在1919年4月于巴黎举办的主题为“旅法工作经验与未来中国工人福利问题”的讨论会上,晏阳初提出“平民教育运动”的议案。
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见证了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的萌芽时刻。后来的岁月里,当晏阳初因推行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而遭受误解,甚至丑诋时,蒋廷黻挺身而出,为晏阳初辩护。
1919年6月,晏阳初重返美国,申请到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研究所的奖学金。第二年夏天,他完成硕士学位,并当选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会长。
同一年,晏阳初接到母亲生病的消息,决定提前回国。临行前,他到纽约与北美基督教青年会副总干事福勒彻尔·柏克曼辞别。
后来,在《我发现东方》一书中,柏克曼回忆,他对前来辞行的晏阳初说:“你具有书香世家和慈父教授中国经典的良好基础,加上海外新教育,回国后当可迅速获得领导地位,以为中国学人服务。”
但是,他得到的是晏阳初郑重且决断的答复:“不!我的未来早在法国为华工服务时就已经决定:有生之年献身为最贫苦的文盲同胞服务,不为文人学士效力。”
平民教育为国固本
归国后的晏阳初,走上了平民教育之路。
1890年,晏阳初出生于四川巴中一个书香之家,自小,他就从父亲那里接受传统文化教育,10岁时,被父母送到新式学堂学习。学堂的老师为英籍牧师,晏阳初因此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又因经常为英籍教师当众做翻译,而练就了公开表达的能力,这种能力使他终生受益。
上学的路途中,需要徒步翻山越岭,中间与苦力们在一个盆里烫脚,让晏阳初感受到普通人坚韧中的诙谐。这些早年经历,与在法国时同中国劳工近距离相处的体验叠加在一起,培育了晏阳初的平民情结,而在美国的留学经历,则让他认识到大众教育对国家、民族的重要。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是晏阳初很小的时候就会背诵的一句话,但他说,只有了解了世界和自己的国家后,这句话才成为自己内心的信仰。
他认为,中国人对于读书观念,常有一根本谬误,以为读书是读书人的专业,其他的人可不必读书。结果全国四万万人中,有三万万以上的文盲,名为20世纪共和国的主人翁,实为中世纪专制国家老愚民。当今世界为民族智识的战场,以目不识丁的民族,和饱受教育的民族相竞争,瞎子斗不过明眼人,是何等明显的事理。
他痛感:“举国之人,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战,轻视公义,而重视私情,其团结力公共心如何更不待言。以如是的国民,来建设20世纪的共和国家,无论采用何种主义,施行何种政策,一若植树木于波涛之上,如何可以安定得根!”
他认为,中国的问题虽然复杂,但必须先从发生问题的“人”上去求:因为社会的各种问题,不自发生,自“人”而生,发生问题的是“人”,解决问题的也是“人”,故遇着有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其障碍不在问题的自身,而在惹出此问题的人。
1923年,晏阳初发起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简称平教总会)。平教总会的董事长为熊朱其慧,晏阳初任总干事。执行董事共9人,包括张伯苓、蒋梦麟、陶行知、张训钦、陈宝泉、周作民等。
平教总会的“平民文学委员会”,则由胡适、钱玄同、林语堂、赵元任等组成,显示了晏阳初推动的平民教育运动的号召力。
熊朱其慧是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的夫人,她被晏阳初对平民教育的热情所感染,放弃全国妇女联合会会长与全国红十字会会长的职务,矢志将一生贡献给平民教育事业。她作风强悍,多次面斥军阀之非,令武夫们羞愧之下解囊支助平民教育,帮助平教总会渡过早期经费紧张的岁月。
为了推行平民教育,晏阳初与同道一起,编写了《农民千字课》《士兵千字课》《市民千字课》等教材,奔走南北开展平民教育,让成千上万的人不再是文盲。
数年之后,他的努力得到了反响。
1928年5月,在南京举行的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上,与会的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与各省市教育厅长及专家学者70余人,采纳平教总会提出的计划,拟定了在全国分期施行民众教育草案。
平教总会经过数年摸索,将平民教育的内容分为文艺教育、生计教育与公民教育三端；实施步骤分三期:县试验期,省实验期,全国推行期。这一计划,完全被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在提案中所采纳。
南京会议上的消息传来时,晏阳初正在从天津赴横滨转往美国的途中。这一消息令他振奋。此时,正是他从耶鲁毕业的第10年,拿出这样一份业绩单,总算未负母校的培养与自己的理想。
重要的是,晏阳初在中国的平民教育实践,争取到美国主流社会的关注。他在美国举行了数十场演讲,介绍中国的平民教育运动。他的演讲,被誉为“惊人的美好”,加深了美国社会对中国普通民众的认识。
是次美国之行,令平教总会募集到巨额捐助,这让晏阳初筚路蓝缕的平民教育及乡村建设事业在很长时间里免除了资金之忧。
光耀史册的定县试验
1926年10月,几个穿蓝布长衫的人来到定县翟城村,他们找到当时的村长米老吉,拿出该村开明乡绅米迪刚从北京写的介绍信,与米老吉相商: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想在翟城村做平民教育与农场试验,希望得到村里的支持。
米老吉早就对晏阳初与平教总会有所耳闻,加之有米迪刚的介绍,于是同意拿出村西头的40亩地、一口井,供平教总会使用。
中国现代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定县乡村建设试验,就这样拉开序幕。
定县位于河北省西部,距北京西南约500里,在保定与石家庄之间。翟城村位于定西东部,当时共有368户,2186人,其中米姓占多数。清末民初,乡绅米鉴三在村中兴办高等小学与女子学校,一切费用均由米家提供。其子米迪刚游学日本回来后,有意学习日本乡村,开展乡村自治。因内战迭起而计划告吹,米迪刚失意之下移居北京,不问国事。
不过,米家父子十几年前的实践却吸引了晏阳初的注意。推行平民教育近10年,他与平教总会的同事们已经认识到,教农民识字,只是很初级的一步。农村要振兴,必须进行整个的改造。在米迪刚的推荐下,晏阳初决定到翟城村,以其作为乡村建设的试验场。
从1926年起到1936年,在晏阳初的带领下,先后有500多人从北京移居定县,从事乡村建设试验工作。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或因不耐艰苦,或因自感不会与农民打交道,相继中途离开。
晏阳初一家7口,于1929年从北京搬到定县。住到翟城村的平教总会人员,与村民混居在一处,为的是如晏阳初所说,避免在翟城村弄出一个“小北京”。
500余人中,有许多是留洋归来的硕士与博士,著名学者、作家,例如——
熊佛西,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专门研究戏曲,他为农民写作了多部戏剧,深受农民欢迎；
孙伏园,曾留学法国,北京大学教授,他主编的《北京晨报》副刊蜚声当时文坛,因晏阳初一句“国内几万万平民需要有人为他们撰写他们看得懂的平民文学”,辞去旧职,来到定县；
瞿世英,中国在哈佛获得教育学博士的第一人。曾任北京法政大学教授兼教务长,参加平教总会后,先后任平教总会多个职位,他也是在平教总会工作最长久的一人；
冯锐,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原国立东南大学教授兼乡村生活研究所主任。1925年暑假北上参观平教总会时,被晏阳初说动,参加平教总会,他为定县种子改良、农械改进贡献颇多；
陈志潜,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后,赴哈佛大学医学院学习公共卫生学。受晏阳初感召,来到定县,担任平教总会卫生教育部的主任；
汤茂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曾任北京法政大学教授,辞职参加平教总会；
刘拓,美国衣阿华大学博士,原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平教总会乡村工艺部主任,他在定县设计改良汲取井水辘轳取得很大成效；
陈筑山,先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与美国密歇根大学学习,平教总会文学部主任,平教总会会歌的词作者；
李景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硕士。他主持了对定县宗教、风俗、政治、教育、工商、人口、灾荒等的调查,辑成两册《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县域为单位的实地社会调查,为晏阳初主导的平教总会在定县的乡村建设试验提供了重要依据；
郑锦,留学日本多年,平教总会试听部主任,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创办者及校长,辞任校长参加平教总会,创作了大量以农民生活为题材的绘画作品。
以上还远不是平教总会的人员全貌。
如许多的知识分子,汇聚在一个村庄,所为何来?
当时,不要说翟城村,就是定县县城内,也是尘土飞扬。住到翟城村的平教总会人员,连洗澡都需要回到县城内。
至于报酬,普遍比北京的大学教授少三分之一。
平教总会的会歌,或许唯一可以为这种选择做出解释:茫茫海宇寻同志,历尽了风尘,结合了同仁。共事业,励精神,并肩作长城。力恶不己出,一心为平民。
定县11年,晏阳初与他的战友们留下了一份这样的成绩单:
从事棉作改良,成功育成“四号中棉”及“平教棉”,后者能抵御当地为害最烈的卷叶虫的侵害,极受棉农欢迎,栽种面积不断扩大；
改良白菜与梨树,改良后的两者,均增产25%左右。
引进波支改良猪,改良鸡舍,推广力行鸡及红洛岛鸡,同时辅以信用、运销、购买等合作社的功用,使得定县农民收入普遍增加一倍；
建立农村卫生保健制度,设立村、联村到县的医疗体系,从平教总会的平民学校中挑选优秀学生,训练为保健员,教授种牛痘、水井改良、运用保健药箱(内含治眼疾、皮肤病药10种,纱布、棉花、绷带、剪刀、镊子)等简单方法,做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能及时到县里治疗。在全县开展布种牛痘工作,将种痘区域推广到全县430余村,控制了天花的流行；
平教总会还在定县开展公民教育,进行农村自治试验。抗战爆发后,河北省成为我国国防前线,平教总会立即编印国难教育丛刊,以讲演、故事、小说、诗歌、戏剧、图画等体裁,砥砺国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1937年,日寇大举入侵下,平教总会被迫撤离定县,到大后方继续从事乡村建设工作。
《剑桥中华民国史》在谈到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时,如是评论:“从总体上看,各种乡村建设试验最终都未得正果,日本的入侵使它们迅速烟消云散。保留下来的只是人们对乡村社会是国家建设的根本这一见解的广泛兴趣。”
而时间已经证明,晏阳初们的精神遗产,并未烟消云散。
(本文写作时参考了如下书籍:吴相湘著《晏阳初传》；李济东主编《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李志会编著《晏阳初在定县的足迹》；赛珍珠著《告语人民》；《剑桥中华民国史》；《独立评论》合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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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1-19 ） 稿件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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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河北定州市区向东,汽车在冬日的凛冽中穿行约20分钟,来到一片果林。
我们来探望一棵核桃树。
晴朗的高空下,这棵近百岁的老树树皮灰白,枝干光秃而虬曲。经历了上一季的繁盛,它正在北方冬天的萧瑟中养精蓄锐。待到春暖花开,绿色会姗姗重返,然后迎来又一轮的枝叶纷披,果实累累。
百年核桃树并不稀奇。让这棵核桃树不同寻常的,是它的种植者——晏阳初,上个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蜚声世界的平民教育家。
从1926年开始,怀揣耶鲁与普林斯顿双料常青藤文凭的晏阳初,与一批志同道合者一道,告别都市,来到河北定县东亭镇翟城村,开启乡村建设试验,试验持续11年,书写了现代中国历史上乡村建设试验传奇的一章。
据学术界研究,11年中,共有500余名知识分子先后参与了定县乡村建设试验,其中有几十名是毕业于欧美名校的博士,他们均为经济学界、法学界、医学界、文学界等领域的佼佼者。
百年沧桑,百年流变。不变的,是人们对乡村建设先行者的敬意。定州民间组织晏阳初研究会会长李志会,于1980年代末,对健在的当年定县乡村建设时期的村民进行抢救性访谈,留下了普通村民关于晏阳初的珍贵一手记忆。
在村民的记忆中,穿着灰色长袍的晏阳初,“眼睛出奇的明亮”“说话时面带微笑”“对穷人亲”。
如今,晏阳初与当年的村民们俱已老成凋谢,惟余这棵核桃树,以及它所象征的先贤们振兴乡村的不灭理想,在新时代的辉光里迎风摇曳。
在法国为华工服务,埋下理想的种子
晏阳初从事平民教育、乡村建设的种子,萌发于第一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参战国之一法国发生劳工荒,法国陆军部经过比较研究,认为中国北方各省水土气候与法国大体相同,而中国劳工勤奋且工资低廉,遂于1916年春从中国招募15万余名劳工,到法国战场后方各军需厂做工。
当时在法的美军也借用一部分中国劳工。由于语言不通,劳工与美军军官之间,经常发生误会。为了与劳工沟通,哈佛大学与耶鲁大学的一些学生响应号召,于大战末期到法国的中国劳工营中从事服务工作。
这些学生中,就有晏阳初。
当时的晏阳初,刚刚怀着无限的留恋从耶鲁毕业。这所常青藤学校,他留下了自己的逼人风华。在耶鲁,他当选耶鲁大学华人协会会长,并成为耶鲁唱诗班中第一位华人成员。
他的风度也令人印象深刻。“晏沉默寡言,言必有中；举止严肃,饶有学者风度,在同学中有如鹤立鸡群。”多年后,留美四川籍学生胡光麃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晏阳初于1918年6月抵达法国北部的布朗,那里有5000名中国劳工,多来自华北,以山东为主。
这些劳工有的在工厂工作,有的装卸食物,有的修路,有的挖掘战壕,还有的埋葬尸体。晏阳初与劳工们打成一片,在翻译、传达之余,间或说笑唱歌以鼓舞士气。向劳工们讲述有关中国的动态,欧战的状况,也是学生们服务的内容。
劳工们最需要的服务,是替他们写家信。虽然信很简单,只是报个平安,但每天晚上写百余封信,还要代办汇钱手续,工作量也很可观。晏阳初决定尝试教劳工们认字。
他把劳工们召集到一起,向他们宣布:“从今天起,我不替你们写信了,也不讲时事了。”
台下大笑,以为他在说笑话。晏阳初继续说:“从今天起,我要教你们识字、写信。”底下又大笑。
晏阳初又说:“谁愿意跟我学,请举手。”没有声音。过了一会,有40几个人举起了手,只举一半。
晏阳初说:“愿意学的人,今晚来找我。”然后宣布散会。
当天晚上,在公共食堂里,几个劳工和晏阳初围坐在一张饭桌。晏阳初的面前,放着一张小石板、一枝石笔。他用石笔在石板上写,几个劳工用右手食指在大腿上画,“那种认真而诚挚的样子,纵是铁石心肠者,见了也会感动。”晏阳初后来回忆。
劳工们认字的热情很快被激发起来。4个月后,最早跟晏阳初识字的40余人中,有35位可以写家信了。晏阳初特意请来一位美军将军主持毕业典礼,35个中国劳工,一一从将军手中领得一张大红纸写的毕业证书。
识字运动很快风靡法国的中国劳工中,同时也带来两个问题:一是教科书,二是日常读物。晏阳初自己动手,从一本中文字典和国内寄来的报章中,选择最常用的单字和复词,再加上中国劳工的通俗口语和平常家信习用的词句,共约千余字,作为劳工识字的教材。
后来,晏阳初在国内推行平民教育,与专家们一起编写《平民千字课》,发行数百万,其基础理念,可溯源于旅法时期。
晏阳初还创办了《华工周报》,作为劳工们的课外读物。在第一期的编辑部文章《恭贺新年:三喜三思》中,他以“诸公”称呼劳工们,因为“华工平日对我们服务的学生,非常恭敬听命,称我们为‘先生’。他们多比我们年长,称之为‘公’,是所谓礼尚往来。”
《华工周报》有《华工近况》《祖国消息》《欧美近闻》《欧战小史》《名人传略》等栏目,办得生动活泼,贴近劳工生活又富于知识性。
为了激励劳工们学习,《华工周报》还举办征文比赛,征文题目有《华工在法与祖国的损益》《中国衰弱的原故》《民国若要教育普及,你看应当怎样办才好》,旨在激发劳工的思想、开放胸怀、热心公益。
获奖的作品,按名次给予奖金,第一名15法郎,第二名10法郎。
《华工周刊》深受劳工的喜爱。有一天,晏阳初收到一个华工的来信,信中说:
晏先生大人:自从您办周报以来,天下事我都知道了。但是,您的报卖得太便宜了,只卖10个生丁,恐怕不久要关门。我现在捐出我3年的积蓄,365个法郎。
在当时,一个苦力的每日工资,只有1个法郎。
根据社会学家陈达的研究,华工初到法国时,识字的仅居20%左右,1920年底,识字者增至38%左右。
献身为最贫苦的文盲同胞服务
在法国的经历,改变了晏阳初的一生。
从中国劳工身上,他有两大发现:一是这些普通人不缺少智力与热诚,他们缺少的,只是受教育的机会而已；二是士大夫阶层对贫苦大众的无知。
“表面上看,我在教他们；实际上,他们指点了我一生的方向。”晏阳初立志,回国后,不做官,不发财,把终身献给劳苦的大众。
在1919年4月于巴黎举办的主题为“旅法工作经验与未来中国工人福利问题”的讨论会上,晏阳初提出“平民教育运动”的议案。
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见证了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的萌芽时刻。后来的岁月里,当晏阳初因推行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而遭受误解,甚至丑诋时,蒋廷黻挺身而出,为晏阳初辩护。
1919年6月,晏阳初重返美国,申请到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研究所的奖学金。第二年夏天,他完成硕士学位,并当选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会长。
同一年,晏阳初接到母亲生病的消息,决定提前回国。临行前,他到纽约与北美基督教青年会副总干事福勒彻尔·柏克曼辞别。
后来,在《我发现东方》一书中,柏克曼回忆,他对前来辞行的晏阳初说:“你具有书香世家和慈父教授中国经典的良好基础,加上海外新教育,回国后当可迅速获得领导地位,以为中国学人服务。”
但是,他得到的是晏阳初郑重且决断的答复:“不!我的未来早在法国为华工服务时就已经决定:有生之年献身为最贫苦的文盲同胞服务,不为文人学士效力。”
平民教育为国固本
归国后的晏阳初,走上了平民教育之路。
1890年,晏阳初出生于四川巴中一个书香之家,自小,他就从父亲那里接受传统文化教育,10岁时,被父母送到新式学堂学习。学堂的老师为英籍牧师,晏阳初因此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又因经常为英籍教师当众做翻译,而练就了公开表达的能力,这种能力使他终生受益。
上学的路途中,需要徒步翻山越岭,中间与苦力们在一个盆里烫脚,让晏阳初感受到普通人坚韧中的诙谐。这些早年经历,与在法国时同中国劳工近距离相处的体验叠加在一起,培育了晏阳初的平民情结,而在美国的留学经历,则让他认识到大众教育对国家、民族的重要。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是晏阳初很小的时候就会背诵的一句话,但他说,只有了解了世界和自己的国家后,这句话才成为自己内心的信仰。
他认为,中国人对于读书观念,常有一根本谬误,以为读书是读书人的专业,其他的人可不必读书。结果全国四万万人中,有三万万以上的文盲,名为20世纪共和国的主人翁,实为中世纪专制国家老愚民。当今世界为民族智识的战场,以目不识丁的民族,和饱受教育的民族相竞争,瞎子斗不过明眼人,是何等明显的事理。
他痛感:“举国之人,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战,轻视公义,而重视私情,其团结力公共心如何更不待言。以如是的国民,来建设20世纪的共和国家,无论采用何种主义,施行何种政策,一若植树木于波涛之上,如何可以安定得根!”
他认为,中国的问题虽然复杂,但必须先从发生问题的“人”上去求:因为社会的各种问题,不自发生,自“人”而生,发生问题的是“人”,解决问题的也是“人”,故遇着有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其障碍不在问题的自身,而在惹出此问题的人。
1923年,晏阳初发起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简称平教总会)。平教总会的董事长为熊朱其慧,晏阳初任总干事。执行董事共9人,包括张伯苓、蒋梦麟、陶行知、张训钦、陈宝泉、周作民等。
平教总会的“平民文学委员会”,则由胡适、钱玄同、林语堂、赵元任等组成,显示了晏阳初推动的平民教育运动的号召力。
熊朱其慧是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的夫人,她被晏阳初对平民教育的热情所感染,放弃全国妇女联合会会长与全国红十字会会长的职务,矢志将一生贡献给平民教育事业。她作风强悍,多次面斥军阀之非,令武夫们羞愧之下解囊支助平民教育,帮助平教总会渡过早期经费紧张的岁月。
为了推行平民教育,晏阳初与同道一起,编写了《农民千字课》《士兵千字课》《市民千字课》等教材,奔走南北开展平民教育,让成千上万的人不再是文盲。
数年之后,他的努力得到了反响。
1928年5月,在南京举行的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上,与会的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与各省市教育厅长及专家学者70余人,采纳平教总会提出的计划,拟定了在全国分期施行民众教育草案。
平教总会经过数年摸索,将平民教育的内容分为文艺教育、生计教育与公民教育三端；实施步骤分三期:县试验期,省实验期,全国推行期。这一计划,完全被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在提案中所采纳。
南京会议上的消息传来时,晏阳初正在从天津赴横滨转往美国的途中。这一消息令他振奋。此时,正是他从耶鲁毕业的第10年,拿出这样一份业绩单,总算未负母校的培养与自己的理想。
重要的是,晏阳初在中国的平民教育实践,争取到美国主流社会的关注。他在美国举行了数十场演讲,介绍中国的平民教育运动。他的演讲,被誉为“惊人的美好”,加深了美国社会对中国普通民众的认识。
是次美国之行,令平教总会募集到巨额捐助,这让晏阳初筚路蓝缕的平民教育及乡村建设事业在很长时间里免除了资金之忧。
光耀史册的定县试验
1926年10月,几个穿蓝布长衫的人来到定县翟城村,他们找到当时的村长米老吉,拿出该村开明乡绅米迪刚从北京写的介绍信,与米老吉相商: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想在翟城村做平民教育与农场试验,希望得到村里的支持。
米老吉早就对晏阳初与平教总会有所耳闻,加之有米迪刚的介绍,于是同意拿出村西头的40亩地、一口井,供平教总会使用。
中国现代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定县乡村建设试验,就这样拉开序幕。
定县位于河北省西部,距北京西南约500里,在保定与石家庄之间。翟城村位于定西东部,当时共有368户,2186人,其中米姓占多数。清末民初,乡绅米鉴三在村中兴办高等小学与女子学校,一切费用均由米家提供。其子米迪刚游学日本回来后,有意学习日本乡村,开展乡村自治。因内战迭起而计划告吹,米迪刚失意之下移居北京,不问国事。
不过,米家父子十几年前的实践却吸引了晏阳初的注意。推行平民教育近10年,他与平教总会的同事们已经认识到,教农民识字,只是很初级的一步。农村要振兴,必须进行整个的改造。在米迪刚的推荐下,晏阳初决定到翟城村,以其作为乡村建设的试验场。
从1926年起到1936年,在晏阳初的带领下,先后有500多人从北京移居定县,从事乡村建设试验工作。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或因不耐艰苦,或因自感不会与农民打交道,相继中途离开。
晏阳初一家7口,于1929年从北京搬到定县。住到翟城村的平教总会人员,与村民混居在一处,为的是如晏阳初所说,避免在翟城村弄出一个“小北京”。
500余人中,有许多是留洋归来的硕士与博士,著名学者、作家,例如——
熊佛西,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专门研究戏曲,他为农民写作了多部戏剧,深受农民欢迎；
孙伏园,曾留学法国,北京大学教授,他主编的《北京晨报》副刊蜚声当时文坛,因晏阳初一句“国内几万万平民需要有人为他们撰写他们看得懂的平民文学”,辞去旧职,来到定县；
瞿世英,中国在哈佛获得教育学博士的第一人。曾任北京法政大学教授兼教务长,参加平教总会后,先后任平教总会多个职位,他也是在平教总会工作最长久的一人；
冯锐,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原国立东南大学教授兼乡村生活研究所主任。1925年暑假北上参观平教总会时,被晏阳初说动,参加平教总会,他为定县种子改良、农械改进贡献颇多；
陈志潜,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后,赴哈佛大学医学院学习公共卫生学。受晏阳初感召,来到定县,担任平教总会卫生教育部的主任；
汤茂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曾任北京法政大学教授,辞职参加平教总会；
刘拓,美国衣阿华大学博士,原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平教总会乡村工艺部主任,他在定县设计改良汲取井水辘轳取得很大成效；
陈筑山,先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与美国密歇根大学学习,平教总会文学部主任,平教总会会歌的词作者；
李景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硕士。他主持了对定县宗教、风俗、政治、教育、工商、人口、灾荒等的调查,辑成两册《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县域为单位的实地社会调查,为晏阳初主导的平教总会在定县的乡村建设试验提供了重要依据；
郑锦,留学日本多年,平教总会试听部主任,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创办者及校长,辞任校长参加平教总会,创作了大量以农民生活为题材的绘画作品。
以上还远不是平教总会的人员全貌。
如许多的知识分子,汇聚在一个村庄,所为何来?
当时,不要说翟城村,就是定县县城内,也是尘土飞扬。住到翟城村的平教总会人员,连洗澡都需要回到县城内。
至于报酬,普遍比北京的大学教授少三分之一。
平教总会的会歌,或许唯一可以为这种选择做出解释:茫茫海宇寻同志,历尽了风尘,结合了同仁。共事业,励精神,并肩作长城。力恶不己出,一心为平民。
定县11年,晏阳初与他的战友们留下了一份这样的成绩单:
从事棉作改良,成功育成“四号中棉”及“平教棉”,后者能抵御当地为害最烈的卷叶虫的侵害,极受棉农欢迎,栽种面积不断扩大；
改良白菜与梨树,改良后的两者,均增产25%左右。
引进波支改良猪,改良鸡舍,推广力行鸡及红洛岛鸡,同时辅以信用、运销、购买等合作社的功用,使得定县农民收入普遍增加一倍；
建立农村卫生保健制度,设立村、联村到县的医疗体系,从平教总会的平民学校中挑选优秀学生,训练为保健员,教授种牛痘、水井改良、运用保健药箱(内含治眼疾、皮肤病药10种,纱布、棉花、绷带、剪刀、镊子)等简单方法,做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能及时到县里治疗。在全县开展布种牛痘工作,将种痘区域推广到全县430余村,控制了天花的流行；
平教总会还在定县开展公民教育,进行农村自治试验。抗战爆发后,河北省成为我国国防前线,平教总会立即编印国难教育丛刊,以讲演、故事、小说、诗歌、戏剧、图画等体裁,砥砺国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1937年,日寇大举入侵下,平教总会被迫撤离定县,到大后方继续从事乡村建设工作。
《剑桥中华民国史》在谈到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时,如是评论:“从总体上看,各种乡村建设试验最终都未得正果,日本的入侵使它们迅速烟消云散。保留下来的只是人们对乡村社会是国家建设的根本这一见解的广泛兴趣。”
而时间已经证明,晏阳初们的精神遗产,并未烟消云散。
(本文写作时参考了如下书籍:吴相湘著《晏阳初传》；李济东主编《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李志会编著《晏阳初在定县的足迹》；赛珍珠著《告语人民》；《剑桥中华民国史》；《独立评论》合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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