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自上映以来,口碑与票房持续走高,争相谈论者不在少数,仿佛《芳华》已是《哈姆莱特》,冯小刚则成了“说不尽的莎士比亚”。面对这种现象,我好奇心大增,于是先看电影,后读小说,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

　　先说这部十万字的小长篇。依我之见,在严歌苓目前创作出来的所有小说中,《芳华》并非她的上乘之作。作者虽然说过:“这是我最诚实的一本书,有很多我对那个时代的自责、反思。”但因为过于自我,主打怀旧,所谓的自责与反思并未呈现得如何丰富饱满。同样写军队文工团,同样写那个年代的往事,她的作家班同学的长篇小说《喀什噶尔》(《当代》2016年第1期)就是另一个样子。在王刚笔下,怀旧之美与反思之痛齐飞,欢声笑语共残酷青春一色,读起来让人荡气回肠又五味杂陈。与之相比,《芳华》就显得格局不大,意蕴单薄。以前有“小女人散文”之说,要我看,《芳华》就是一部“小女人小说”嘛。

　　当然,我也承认,这部小说写得还算流畅好读。不过,对于苦练过写作技术的严歌苓来说,这样的赞词似无多大意义。

　　但为什么此作“相貌平平”,一经冯小刚“梳妆打扮”,就变得摇曳生姿了呢?这正是我想回答的一个问题。

　　先说怀旧。冯小刚之所以能相中这部作品,大概是因为他年轻时也在军队文工团呆过,这样,他就很容易把严歌苓的故事读作自己的故事,然后二人双双发力,加工再造,把个人怀旧调理成广大群众的集体怀旧。话说电影界的怀旧之风早已盛行,且怀旧的年龄越来越小,所怀之旧也越来越近。前些年有《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上映,收获颇丰,要我说,就是沾了怀旧的光。而像严、冯这样的“老炮儿”,一旦怀起旧来,自然会甩出那些小年轻八条长安街——军队文工团、自卫反击战、灵魂深处闹革命,批林批孔学雷锋……这些东西基本上是广场舞大妈的历史记忆,年轻人哪能怀到这个份上?所以,让这些佐料加入其中,这“旧”仿佛就有了历史含量。但是我必须指出,怀旧也正是大众文化生产的一种套路,它固然唤醒了记忆,却同时也是对记忆的温情编码。在这种编码中,历史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完成了对它的一次消费。美国那位杰姆逊不是说过,怀旧影片“需要的是消费关于过去某一阶段的形象,而并不能告诉我们历史是怎样发展的”吗?他说得太对了。

　　再说观赏度。平心而论,电影《芳华》确实好看,观赏度不低。你想想,一群文艺兵,一个个风姿绰约,在舞台上伸胳膊撂腿,上演着“飒爽英姿五尺枪”的历史镜头,能不好看吗?电影理论家布鲁斯东有言:“电影不是让人思索的,它是让人看的。”在“看”的层面,《芳华》确实落实得不错。

　　除了看还要听,那里面的音乐也耐人寻味。像《草原女民兵》《行军路上》《沂蒙颂》《英雄赞歌》《送别》,甚至片尾曲《绒花》,其实都是那个年代的革命歌曲,它们本已魂不附体,而一旦与剧中人物、故事接通,每一曲都有了亮相的充足理由。加上作曲家赵麟在重新编配时特意把它们做得“很暖”,很有“怀旧感”,这些“古典”音乐似乎就有了某种先锋性,它们既能挠到中老年观众的痒痒肉,又能让年轻的观众长见识,开眼界。更耐人寻味的是邓丽君的《浓情万缕》,如果我没记错,这首歌不仅让林丁丁发出了“原来歌还可以这么唱”的感慨,更是直接催生了刘峰的“搂抱”事件。《喀什噶尔》也有这样的细节,但那里的邓丽君只是治愈了欧阳小宝的高原反应不尿症,而《芳华》却让“靡靡之音”推动着情节急转直下,也唤醒了刘峰久违的人性(小说中不是说“刘峰就是好得缺乏人性”吗)。

　　这处细节其实是可以大做文章的,但我姑且按下不表,说说我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冯小刚的价值观。冯导从拍贺岁片时一路走来,本来顺风顺水,但是到了《一九四二》栽了跟头:观众不买账,票房很惨淡。要我说,《一九四二》那个小说本来就不是拍电影的底本,硬拿它来改编,肯定是要砸锅的。更值得反思的是,拍《一九四二》,冯小刚似乎还有做精英文化的雄心壮志,但这种观念其实挺害人,结果让他吃亏不小。于是他从《老炮儿》开始调整,途经《我不是潘金莲》,终于到《芳华》又找到感觉,走到了大众文化的康庄大道上。

　　《芳华》不是文艺片吗,怎么成了大众文化?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看的,反正在我眼中,这部影片就是标准的大众文化产品。不妨回想一下王朔同志的理解。当年拍《渴望》,王朔一下子就明白了大众文化的运作模式:把自己的追求与价值观扔到一边,尊重老百姓的价值观和欣赏习惯。“什么是老百姓的价值观和欣赏习惯?这点大家也无争议,就是中国传统价值观,扬善抑恶,站在道德立场评判每一个人,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好人一生平安,坏人现世现报,用电影《平原游击队》中何翻译官的话说就是‘祝你——祝你同样下场!’”如此运作下来,《渴望》果然大获成功。如今我看《芳华》,忽然意识到山不转水转,冯小刚杀了个回马枪,回到了王朔指引他的路数上。

　　既然如此,广大观众如何能不齐夸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