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了整整三年了,我固执地认为他还没有走远,他和母亲永远牵挂并佑护着儿孙们健康地成长,平安地生活。

　　父亲小的时候很苦。3岁的时候爷爷去世,到后来父亲都记不住爷爷长啥样,也记不清他的岁数。那么小就失去父爱,吃过的苦难不是我能想象的。父亲常和我忆苦思甜,7岁就和守寡的奶奶从距离内蒙古托克托县城很近的苗家壕村搬到了团结村,给有钱人家放牛羊、打短工。

　　团结村在黑河故道上,过去被水淹是经常的事。上世纪60年代水淹后,我父亲担负起村西泄洪渠老乡们过河渡船的营生,本村人不要钱,外村人有几毛收几毛,没钱的就不收了,好几年一直坚持着。因摇搬渡船过于劳碌,父亲的胳膊腕上起了一个软骨包,当地人叫腕痨儿,听人们说带上银手镯子就能克下去,奶奶就给父亲戴了一只拧花的银镯子……村民们直夸这个戴手镯的单身后生人品好、心地好。

　　那个年代的农村贫穷,再加上外来户根基浅,尽管父亲吃苦耐劳、心灵手巧,我家还是一直特别穷。但人们都愿意和这个勤快实在的外来户打交道,缺钱短粮了,要好的朋友就会帮衬。日子过得尽管紧巴巴的,但心情从来都是敞亮的。

　　直到我上大学时,只要父亲张口借学费,一些乡亲们就会把成百上千的钱送来,父亲不止一次和我念叨这些乡亲们的好处。他说,你对人好处不要记在心上,人对你的好要记在骨头里。

　　家里不宽裕或宽裕了也不忙于盖房起屋,这与父母的志向有关。父亲从小打短工没念书,母亲也只念了一两年书。父母亲对读书这件事看得非常神圣与渴望,他们因家穷没读上书或读好书,想让遗憾在儿女身上得到弥补,想让夙愿在孩子身上最终实现,他们发誓要供我们兄妹三人读书上学,成龙成凤。

　　父母对我买书的事情特别慷慨。我上一年级的时候,别的同学都买了《新华字典》,但我没能买得起,父母辛苦攒了两个月钱给我买了梦寐以求的《新华字典》。1982年夏天卖枸杞收入了几百块,我和父亲一起骑自行车到土默特左旗旗政府所在地察素齐镇,进了书店便被迷住了,一口气买了《新选唐诗三百首》《李白杜甫诗选译》等好几本书。父亲一边笑着看我挑书,一边和售货员聊天。后来我又向母亲要钱在五申供销社购买了《西游记》《水浒传》,只要是买书,母亲毫不犹豫。

　　父亲从来不打骂我们,但有一次例外。小学三年级时,我放学后贪玩,把书包丢了,书包里有各种课本和作业。父亲怒了,念书能把书丢了,“你没把脑袋丢了!”父亲圆睁怒眼用鸡翎掸把子把我打出门外,沿着门外的巷子追打着嚎哭的我,嚎哭也没用,在父亲眼里丢书包是“滔天大罪”。再打也没用,书包是丢了,父亲赶紧找到学校,终于高价弄到了一套教材,这才对我“息怒”。打那以后,我明白:宠爱娇惯是有底线的,父亲种好田,我读好书,这是本分。

　　为了让我能读好书,父母亲费尽心思不惜花费。在村里一直读到小学六年级,突然打听到我姥姥家所在的中滩乡的学校可以学习英语。当时有人给父母说英语太重要了,没念书或念书不多的他们生怕把我耽误了,托人把我转学到中滩学校,又找到英语老师帮我补落下的英语课。1981年冬,从没离开过家的我实在想家想得不行,正好姥姥家所在的把栅村需要聘请一个做粉条的老师傅,父亲来了一边指导村里粉坊的技术,一边陪我读书。

　　穷光景要供三个读书的不容易,那个年代村里有时就不供女孩子读书了,但父母亲的话掷地有声:“一个都不能不念书,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们!”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村不少农家除了种地,还种植枸杞,收入好起来了。不少有了钱的农民都忙着盖砖瓦房买四轮车,但父母亲铁了心:不盖房,不买车,咬紧牙关先供娃娃们念书!

　　头一次高考以后,我考得不理想,被一个专科学校录取。我从呼和浩特市回到村里,对正在向日葵地里干活的父母说:“能不能退了学,再让我补习一年,我肯定能考上本科。”母亲拿不准,找村里几位老师拿主意,父亲最后拍板:“行,你心里有数就行!既然下决心了,好好学习吧,我给你退去!”没念过书的父亲又到学校,又到县教育局,磕磕绊绊把我的各种手续办利索了。考上不去又补习,好多村民不理解,有的甚至说父亲教子无方:“考上了哪里能由着孩子呢,万一明年考不上呢!”但父亲相信我,就像他相信好庄稼地的产量一样。

　　1987年的高考季节又来了,阳历七月正是农民最忙活的日子,枸杞红了,麦子熟了。父亲放心不下庄稼,更放心不下我,毫不犹豫地放下农活到县城陪我高考,我在考场上奋笔疾书,他圪蹴在烈日下的墙角边等我出来。头一天上午语文考得不错,下午化学考得不理想,父亲连说带哄安慰我的情绪,我顺利地结束了两天半的高考。分数公布之日,超过了一本线,我如愿上了本科大学,父亲悬了一年的心也放下了。

　　父母东挪西借供我读完天津工业大学的本科,又供我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双学位班,供我小妹上初中。每到开学季的头几天,父亲就要为我的学费熬煎,夏天时就愁苦地在井台前抽着旱烟……1992年,我还在人民大学学习,父亲得了脑血栓,不能下地劳动了。我必须回家乡找工作照顾父母,不能像别的同学那样留在北上广。1993年,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我继续供小妹上高中。很感谢父母亲有远见,艰难地供我们读书成人改变命运,不再下咽他们尝过的苦。

　　2000年把父母亲接来后,住在一栋老式的五层楼上。闲不住的父亲拖着蹒跚的脚步天天从五楼上下好几趟,把我们日常用的零碎东西置办好。夏天他就拿个马扎坐在院门前,冬天就在五楼的阳台上眺望,目送我们上班或姑娘上学去。下班回到院子里,一准能看到父亲在院子里等我们或在阳台上瞭我们。

　　2015年秋天父亲告诉我:“感觉没劲,懒得下楼了。”那一年冬天,父亲没腌咸菜,没有储葱。这个冬天父亲不精神,我也和他去了好几次医院,没检查出一个大病来。

　　托克托县流传着“恶五月”的说法,2016年这个五月真是可恶,真是可恶。老父亲从初一住院,先是昏迷身上插满了管子,后来因为躁动四肢被绑缚着,受罪不浅。托克托县这里还有“八十四岁是道坎”的谣谚,真是一道坎,一道生死悬于一线的坎:白天还上下五楼两趟,子夜送医时已不省人事。感谢白衣天使们的努力,从阎王爷手里又拽回了他,恢复了初步的生命体征,使得2016年这个父亲节我还有父亲能陪。

　　2016年6月21日,父亲以挣扎和拔管的方式抗议,一定要回去,我找了一辆救护车,医护人员和两个妹妹陪在他身边。往托克托县走的路上他笑着,去了托克托县城,我想让他住县医院里。但父亲坚定地摇着头,继续往前走:哈拉板申、大井壕、伞盖、五申……团结村终于到了,他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我们姊妹三人守了一夜。6月22日,父亲节后的第三天,夏至的后一天,父亲安详地走了。

　　父亲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农民,但他人性中的温暖与宽厚足以承载苦难,处世中的朴素与良善足以指教我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