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发(宋文摄)

 

　　童伟民

 

 

　　说到过年,像我这样五十好几的人,再也难有儿时的那种激动和期盼,有的是不尽的记忆与感慨。

 

 

　　老家有句古话,“细伢记得千年事”,这话一点不假。几十年一晃而过,儿时过年的那些事仿佛就在昨天。

 

　　儿时最为期盼的一件美事就是过年。之所以期盼,是因为只有过年,才有好东西吃,才有新衣服穿,家里的一张大桌子才能天天坐满,塆子里才会比平时更热闹更好玩。

 

　　说到吃,第一顿美味当数“腊八粥”。“腊八”还未到,奶奶就会在火塘边当着一家人的面,掰着指头数,这“腊八粥”除了大米,还得加进肉丁、红豆、南瓜、芋头(红薯)、栗子、红枣、油面头这七样东西。这几样东西现在随处都可买到,但那时得提前准备。记得有一年,放在缸里用沙埋藏的栗子全都烂了,只好临时放几片青菜叶掺成八样；还有一年,因爷爷生病,不能亲自动手做油面,奶奶又不想去借别人家的面头,第二天一早,待粥煮好,奶奶一边轻轻叹气,一边对我说:“你爹(指爷爷)这次病得狠,个把月没起床,你总要吃他扯的面,以后怕是没指望了。今年这粥里只有七样东西,你去问问你爹吃不吃。”我见桌子上放着一碗腌豇豆,连忙说,把这浸豆放点里面去,不就有八样?奶奶半天没吭声,待我从爷爷的房间出来后,她竟真的在锅里放了少许腌豇豆。这是我一生中吃的最难忘的一碗腊八粥,因为爷爷这次只喝几勺粥汤,不到一个月就丢下奶奶,永别了我们。

 

　　农历腊月二十四,是大别山区的小年。小年虽没大年过得热闹庄重,但同样要吃年夜饭,只是桌子上的菜明显比不上过大年,真正的大餐则要慢慢熬到腊月三十才能吃到。

 

　　爷爷健在的时候,每年的年饭都是在腊月三十的大清早吃。由于父母和叔父一家都回来了,床铺就有些拥挤,加之大家都睡得很晚,奶奶和姑妈五点多就起床做饭,上上下下总会有些响动,很难睡好,以至我们几个小的要反复催促才很不情愿地钻出被窝,有时菜上桌了,还在洗脸。上高中后,有一年我壮着胆子问爷爷,“还福”(指吃年饭)怎么非要在清早,中午不是更好?他板着脸说:你看一塆子人哪家是中午吃?祖辈定下的规矩你个伢儿说改就能改?我一想也是,这全塆几十户人家没有哪家不是在清早吃,而且家家都在抢先,天还未亮,鞭炮响个不停。改革开放后几年,我又跟爷爷说改个规矩,他见有些人家不再在大清早还福也没什么不好,就顺水推舟把时间改了。这样,奶奶就不必再在昏暗的灯光下忙忙碌碌,我们也可以多睡会懒觉,中午还能放开肚子大吃一顿。其实,这顿饭也就是十个菜,号称“十个大碗”:一碗正肉(大块肥肉)、一条不到一斤重的全鱼、一碗肉骨头海带汤(有时海带换成几颗红枣)、一碗黑色的芋头粉丝、一碗煎豆腐,再就是萝卜、青菜、腌辣椒和豇豆等。这些菜我并非从未吃过,但只有“还福”才能同时吃到。家里平时没人喝酒,但过年也得喝几杯,要么是几角钱一斤的散装酒,要么是县酒厂的瓶装酒,块多钱一瓶。我家是工干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要好点,也就是这个水平,别家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正月初一,也有一顿美味,那就是清早起来的一碗鸡汤糍粑面。鸡是头天现杀的,当然是自家养的土母鸡,面是爷爷一手一脚扯出来的,糍粑打了没几天,新鲜得很,两只大土罐的盖子一揭,鸡汤的香味满屋都是,夹起一块煎得黄松松、气鼓鼓的糍粑,往鸡汤面碗里一放,立马就会发出一阵滋滋的声响,这碗没吃完,就想着再来一碗。过了初一望十五。十五和小年一样,也得办几个菜,但档次规格与过小年大体差不多。对于过年的吃,我之所以一直念念不忘,现在想来,既有儿时贪吃的天性,但重要的是,那时想吃点什么真的很难。

 

　　除了吃,过年往往还有新衣服新布鞋新裤子穿。母亲在大队卫生室发药打针,并做接生员,一些产娘没有别的什么感谢,就主动为她做双鞋,纳几双袜子底。因此,我和弟妹每年都有一双新棉鞋穿。那时乡下人只有冬天才穿袜子,而且是那种针织的长筒线袜,下面还要缝上自己纳的袜子底。长袜易从腿上掉下来,就用两根布条把袜子捆在腿上。这种袜子现在很难买到,袜子底也只有这几年在一些旅游点上能见到,其实这东西与鞋垫没太大的区别,只是鞋垫上有绣花,做得也要精致一些。

 

 

　　儿时的我们与现在的孩子一样,也喜欢热闹好玩,但玩的却不一样。现在的孩子一放寒假,主要是待在家里看动画片、上网打游戏、玩手机,有的也会认真看看书,做做寒假作业。而我们那时除了帮助大人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和家务活,大部分时间则是赶热闹寻开心。

 

　　若是天晴,几个小伙伴就会相聚在某家的门口,往石头上砸火炮,将拜年接客时的一小挂鞭炮偷偷拿出来藏在身上,一个个地解开,相互比着燃放,看谁丢得高,看谁的炮子更响；某家刜年猪,放血的那一刻不敢看,但屠夫佬用嘴对着猪脚使劲地吹,吹出个大肚子,然后用开水一泡将毛剐净,去头割肉,这情形一定是要赶去围观的。干塘打鱼时,收网的那一刻很有趣,更得去凑个热闹。若是雨天,要么就老老实实地坐在火塘边烤火,要么就跑到隔壁的十爹家,哄着他反复地讲一些秀才对对子、陈世美不认前妻之类的故事。雪天更觉得好玩,一大早,伙伴们就会聚集在门口的大塘前,先用一只脚试试塘边的冰结得厚不厚,上面能不能站人,胆子大的一定要站在冰上去,双脚用力闪几闪,胆小的就四处找来一些小瓦片和薄石块,在冰上打“卓”儿,看谁的瓦片滑得更远。塘边玩过一阵,再去堆雪人,拿竹竿敲屋檐下的凌冰吊。晚饭后,又会出门晃荡一阵,总会碰到一两户人家打磁粑。糍粑打好后,主人家也会给我们在一旁加油的几个孩子一人扯一小坨,大家嘴里说不要,手却伸得老长。

 

　　初一早饭一吃,就要赶快去拜年。爷爷说,去长辈家拜年一定要在上午,下午去对人家不尊重。因此,哪家先去哪家后去,今天到哪明天到哪,都得听他安排。每到一家都有鞭炮迎接,还有香茶、瓜子、花生招待,有的还非得让你喝一碗甜酒,或是吃点糍粑面。一上午转下来,肚子里特别的饱,午饭就空一餐。那时虽然也时兴给压岁钱,但在我的记忆里,除了在城里工作的外公外婆,好像很少有人给过,也很少有人去谈论这事。在我看来,那些很少有压岁钱的年,一样充满浓烈的亲情和温暖。

 

　　儿时的文化活动比较贫乏单调,平时可以看看露天电影,年关天气太冷就不放了,大队会组织一帮人耍狮子、舞龙灯,演一场文艺节目。为去观看,我们常常要步行往返上十里路。有时礼堂的人坐满了,就猫着腰站在台前,一旦大门紧闭,只能趴在窗子上往里面瞧。

 

 

　　1978年高中毕业前,我一直在乡下老家过年,此后虽在县城工作,但仍有近十个春节依然是回家陪着爷爷奶奶过。爷爷奶奶过世后,只能在城里过年,乡亲们过年的事却总在惦念。

 

　　前几天,为兴建文化广场的事,我特意回到塆里,也想顺便找找儿时的年味。

 

　　如今,农村的基础设施大为改善,大部分地方修通了进村水泥路,喝上了洁净的自来水,低矮破旧的土砖房逐渐变成了一幢幢漂亮的小楼房,彩电、冰箱、空调早已进村入户,摩托车、小汽车、农用车与日俱增,手机、电脑、热水器更是得到普遍使用。乡亲们不愁吃喝不愁穿,物质生活一天比一天过得好。忧的是,乡下仍有一些亟待解决的新问题。随着大批青壮年劳力外出务工,进城定居,村里难见几个青年人。没了大集体时的那种生机与力量,不少儿女长期不在身边,老人感觉十分孤寂,一旦生病住院,常常为谁来照料发愁。垃圾围村、请客送礼、少数孩子上网成瘾、单身汉难找媳妇等问题,也让众多乡村干部和乡亲们深感不安和焦虑。

 

　　这几年,农村的面貌又在悄然发生着一些新变化:大学生村官越来越多,返乡创业的能人回了一批又一批,乡村垃圾处理场、污水处理站、文化广场建了一个又一个,村头跳起了广场舞,祖祖辈辈住在大山上的贫困户,怎么也没料到会搬进山下的移民新居过年,家乡那顶戴了几十年的贫困县帽子也即将被彻底甩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