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喜庆的民乐和锣鼓,一场别开生面的水上婚礼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看。一对新人甜蜜相拥,乘坐挂着红布的舢板,驶过大澳涌行人桥,沿着水道缓缓抵达婚礼现场……

　　水上人家,以海为生,以船为家,一艘小船承载了他们的苦乐年华。为了延续传统婚礼习俗,从2000年起,大澳乡事委员会每年都会举办一场水上婚礼。

　　今年10月下旬,港珠澳大桥开通,大澳成了“距离大桥最近的村庄”。沿着山路阶梯抵达虎山观景亭,游龙般的港珠澳大桥便映入眼帘,令人叹为观止。

　　站在大澳涌行人桥往下看,只见三两艘船停靠在岸边,船上整齐地摆放着数十个座位。“这些船是专门载游客去看港珠澳大桥和白海豚的,渔民们现在变成导游了。”大澳乡事委员会主席刘焯荣介绍说,部分大澳渔民自发成立客船公司,将渔船改造成20多艘游客船,寻求转型。

　　香港电影《浮城》讲述一个普通香港渔民成长为社会名流的传奇经历,影片中水上人家的画面,也是昔日大澳人生活的写照:一家人蜗居在一艘小船上,漂泊在一片汪洋大海上,海望不到边际。

　　在大澳,水、陆两种居住形态和谐共生,生活在棚屋或者渔船上的人们自称“水上人家”。然而,上世纪50年代末,大澳渔业式微,这些“水上人家”站在了生活的十字路口。

　　“渔民们没有很多鱼可捕,只能另谋出路。”刘焯荣回忆说。

　　目前,大澳约有100多间店铺,大部分为花胶店,还有小吃店、手工艺品店。沿着永安街、太平街,一股独特的腥咸气味扑面而来,挂在店铺门口的鱼干和花胶、摆在摊位上的虾酱,成为游客们必买的大澳特产。店老板热情地吆喝着,言语间有着水上人家的直爽。

　　76岁的黄来敏在大澳太平街经营着一家花胶店,他当了近40年的渔民。“12岁我就出海捕鱼,常年住在船上。”黄来敏说,“后来鱼变少了,我们卖掉了渔船,上交捕鱼证,拿着补贴离开这里。”

　　上世纪90年代初,黄来敏离开了大澳,到市区成为一名搬运工。退休后,他还是回到这片熟悉的故土:“祖辈们都是大澳渔民,我还是想回到这里继续生活。”

　　“幸运的是,大澳拥有天然的美景和独特的民俗文化,发展旅游业也许是大澳人生活的新出路。”刘焯荣说。

　　棚屋是大澳的标志,是18-19世纪渔民们的智慧结晶。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澳共有10个棚屋区,而一场严重的火灾烧毁了二涌、三涌、沙仔面三个棚屋区的部分棚屋。“有些居民不愿意放弃原来的住所,他们又原地重建了。”刘焯荣说。

　　“2000年7月2日凌晨2点半,那场大火烧毁了100多间棚屋。”刘焯荣在大澳生活了近60年,他仍然记得,那日大火足足烧了五六个小时,最后只剩一片竖立于海滩的木桩。

　　“以前,涨潮的时候,渔船可以停靠在棚屋旁,每户棚屋都是一个码头,一个补给维修的地方。”黄来敏介绍,大澳常有数百艘渔船停泊,因此有“东方威尼斯”的美称。

　　大澳位于珠江出海口以东,香港的西陲,与澳门之间是辽阔的伶仃洋。伶仃洋曾是一个理想的渔场,以出产黄花鱼而闻名。

　　20世纪50年代初期,大澳渔业鼎盛,有多达500多艘大小渔船。后来,推动渔业机械化,渔船数量迅速增加,但随着附近海域黄花鱼产量的下滑,到20世纪50年代末,大澳整体渔业开始式微。

　　今年10月下旬,港珠澳大桥开通,这对大澳发展旅游业是个好消息。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也一直支持大澳发展旅游业,如大澳与昂坪360合作推介大澳渔村文化及特产、增加私家车和旅游大巴进入大屿山的配额等。

　　10年前,在法国生活了5年的陈慧之回到大澳开办民宿“归田园居”。“大澳发展旅游业,民宿能解决游客们的住宿需求。”她说。

　　陈慧之的父亲13岁就离开大澳到市区谋生。如今她将祖辈们留下的三层老楼房重新翻修,有香港市民、内地游客或外国游客来此短租。

　　“去年,民宿关门了一整年,原本的两三个员工都到市区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我找不到合适的员工。”陈慧之有些失落,大澳大多是长者,年轻人不愿意留在这里。

　　“大澳经济乏力,无法吸引年轻人,是因为我们没有一条路。”刘焯荣解释,大澳在香港地处偏远,一直为交通问题所扰。每逢台风季,前往大澳的山路常会被倒下的树木阻隔:“最严重的一次,路被封了一个多月,我们只能乘船出去。”

　　为了改善交通,香港特区政府于2007年提出了大澳改善工程,包括在远离大澳市中心的宝珠潭和盐田建造水都双桥,让行人和紧急车辆通过。

　　随着游客日益增多,大澳的基础设施承载力出现不足:巴士站、公厕总排起长龙,除了大澳文物酒店和数所民宿可提供住宿,能让游客过夜的景点很少。“大澳只是游客们半日游的目的地。”刘焯荣说。

　　“大桥虽然在旁边,但没有一条直接通往大澳的路。可路通了,大澳又能否承受得住呢?”刘焯荣和部分村民很纠结,大澳解决交通问题的同时,需要提高旅游承载力。

　　“我们希望特区政府能为大澳开发一条便捷的公路,在保留自然风光和民俗文化的基础上开发大澳。”刘焯荣说。　　　(记者洪雪华、朱宇轩)新华社香港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