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所做的一切,没有改变世界的惊天动地,也没有常人认为的英雄气概。

　　但肿瘤流行病学家乔友林已然配得上英雄这个词。因为,“他所做的一切,他的研究成果将惠及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免于宫颈癌的威胁。”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博士说。

　　戴着款式保守的深度眼镜,性格温良,不出风头,乔友林这位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回来的医学博士,在盖茨基金资助下,率领着一支科研团队,花了15年时间,在太行山下的山西襄垣、江西修水的村庄,做了若干试验,专注于探索研发一种宫颈癌快速筛查技术,既要精确,又要简单价廉。

　　这个名叫careHPV快速筛查技术,终于在2008年宣告成功,学术文章一经《柳叶刀·肿瘤》发表后,震动国际医学界。

　　十年后的2018年7月,这个技术,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格认证。因其准确、快速和价廉的特点,世卫组织认为,careHPV是非常适用于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宫颈癌筛查技术。

　　这对发展中国家的宫颈癌防治意义重大。乔友林说:“在资源欠缺的国家,由于有限的卫生资源都消耗在疾病的治疗上,而不是预防,结果,全球宫颈癌病例中,85%都在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范围,这个疾病每两分钟就吞噬一个女儿,或一个母亲的生命。

　　尽管不少科学领域深受媒体青睐,但流行病学却少有受到关注。对多数人来说,流行病学无非就是搞搞健康调查,传播健康知识。“一个诚实的流行病学家为什么会要想出名出风头?!”乔友林非常直接地说。“流行病学是一个为老百姓做实事,促进整个国民健康的学科。”这也正是他选择攻读预防医学博士学位的初衷。

　　有趣的是,乔友林年少的追求,却是当骑兵,“在马背上,挥舞着战刀,保卫祖国边疆。感觉特别帅,特别威武。”

　　为什么是骑兵?他说,年少时看的第一部史诗性小说是《静静的顿河》。肖洛霍夫在书中对哥萨克骑兵之英勇的描写,让他深深着迷。哥萨克骑兵一生大半时光都在马背上度过,与敌战斗,执行各种城镇、道路、城堡和城邑的防御任务。“故事情节早就模糊了,但骑兵勇往直前的精神,至今都鼓舞着我。”

　　1975年,乔友林试图报名参军去内蒙古大草原。那时,解放军的步兵多骑兵少。只有在内蒙古,除了少数机关直属队为步兵,其余部队都是骑兵。遗憾的是,由于视力近视,乔友林的骑兵梦就此阻断。

　　尽管没能当成骑兵,成为一名英雄的想法却依然荡漾于心。英雄主义的理念似乎与身俱来。乔友林的父亲1950年随解放大军南下,解放了成都。1955年春天,乔友林在成都包家巷妇产科医院出生。父亲从小给他和三个哥哥姐姐、两个妹妹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多为老百姓做实事,无论年纪大小。乔友林铭记在心,时刻准备着见义勇为。

　　1972年一个炎热的夏日,见证了他的英雄行为。那时,他在重庆29中长寿高中分校念书。当年学校基础设施简陋,游泳课都在附近一个水库进行。这天上游泳课时,身材高大但不谙水性的同学王文忠意外溺水。乔友林和三个男生组成救生队,潜水偌大水库寻找。每次他浮出水面换气时,岸边的体育老师就高喊:“水下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早一分钟救起来,就多一分存活机会。赶快!”

　　经过几轮搜索,乔友林终于从湖底救出了王文忠。岸上女生哭声一片,不知所措。路边一个老农说,把溺水的人放在牛背上,喝进肚子的水压出来就好了。于是,有同学急忙去附近水田借来正在犁地的水牛。大家照着老农的说法做,却毫无起色。

　　“太愚昧了!他是窒息,不是呛水!”乔友林说,那时候农村连救护车都没有。大家拦住一辆拉煤的敞篷大卡车,急驶到县医院。由于窒息时间太长,错过最佳抢救时间,王文忠这个乔友林奋不顾身从水库救出来的16岁少年,一个船厂工人的独生子,就这样在乔友林的眼前走了。

　　“当时,只要有一个人懂得人工呼吸,就有可能挽救这个同学。”同学意外身亡深深刺激了乔友林,于是决定学医,“让贫困偏远地区的老百姓,有病能及时就医,能看得起病。”

　　1970年代末,“文革”结束后的中国恢复了高等教育。在四川涪陵当知青的乔友林,收到了四川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改革开放给了他出国深造的机会,他抓住了机会。1990年,在获得大连医学院医学硕士学位7年后,乔友林考取了世界著名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专攻预防医学,并在1996年获得环境医学博士学位。

　　就在不少人认为中国留学生,尤其是在欧美留学的,不会再回国服务自己国家时,乔友林却在1997年,放弃了一份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前途无量的工作,回到中国从事肿瘤流行病研究。他说:“我是中国文化哺育长大的。即使接受了再高的教育,掌握了再多知识,如果不能为中国老百姓做事,会留下终身遗憾。”

　　身为预防医学的科学家,乔友林知道,一个国家要想有效预防疾病,必须有一张清楚的疾病归因图。但是,全中国当时只有一张80年代绘制的癌症分布图,这使中国在癌症的预防和控制上,大大落后于世界。

　　“回国工作,给了我改进和提高中国癌症预防的机会。”

　　回国20年以来,作为中国肿瘤防控领域的带头人,乔友林率领他的团队,进行了多项癌症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最终在2012年,绘制出了有史以来第一张“中国人群癌症归因风险图”。

　　与此同时,依据他和协作科研团队进行了8年的临床实验数据,预防宫颈癌的疫苗——美国的佳达修(Gardasil)和英国的希瑞适(Cervarix),也于2017年先后在中国内地上市,尽管晚了发达国家和地区10年。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乔友林和他的团队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内地广大的女性今天依然无法享受到宫颈癌疫苗。”乔友林的前同事武燕萍说。

　　由于在探索适应低资源国家癌症筛查与预防方法做出的卓越贡献,2011年,乔友林获得了世卫组织国际癌症研究署颁发的最高荣誉奖章,2018年又成为首位荣获Pearline全球癌症研究人道主义奖的华人科学家。

　　“乔老师真的是一个高瞻远瞩的人,他心怀这个国家和人民,甚至世界人民。”他的博士毕业生张希说。“爱因斯坦说:大多数人都以为是才智成就了科学家,他们错了,是品格。我觉得,这句话用在乔老师身上非常恰当。”

　　在乔友林那间仅有9平方米的逼仄办公室,他时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不是在看学生的论文,就是在与世界各国的肿瘤专家开电话会议。办公室门上贴着一张A4纸,写着: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定风波》中的这句话,可看作是对乔友林生活态度和科学观最好的总结:胸襟宽阔,思想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