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很多人都无法理解1950年的中国:那个长期积贫积弱、正值百废待兴的中国,那么困难艰苦、压力巨大的中国,为什么却有勇气在朝鲜战场与一个超级大国硬撼?

 

 

　　1950年元旦,全国多个地方都举行了盛大的群众庆祝活动:北京中山公园、北海公园5万群众大联欢,当年报纸新闻说:“欢乐的锣鼓声、歌声和笑声把冻凝的空气消融为一片春意……”；重庆10万群众大游行,“观者如堵,途为之塞”……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元旦。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宋庆龄,将1950年称作“第一年的新中国”。

 

　　这一年,年轻的共和国欣欣向荣: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困扰了中国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得到了根本治理,通过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禁毒运动扎实推进,妓院一律被关闭……

 

　　同时要看到,那时,中国国家与人民,都穷困不堪。《1981中国经济年鉴》上曾公布中国在1949年国民经济主要数据:1949年中国的总人口为54167万人,人口出生率为36‰,死亡率为20‰,平均寿命为35岁。工农业总产值为466亿元；国民收入为358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140.5亿元；原煤为0.32亿吨；发电量为43亿度；原油为12万吨；钢为15.8万吨；布为18.9亿米；糖为20万吨；粮食为11320万吨；棉花为44.5万吨；油料为256.4万吨；水产品为45万吨……折算下来,1949年,中国年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只有86元；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69.29元。生活在1949年的中国人,每人每天只能得到0.572公斤粮食；0.013公斤(13克)油料；0.017公斤(17克)肉；0.0023公斤(2.3克)水产品……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他的回忆录《闲来笔潭》中,写了1950年他在老家、江西余干所体验的贫困:

 

　　“母亲赶紧把我的湿衣服换了下来,都是打补丁的旧土布衣服。父亲煮了一锅菜粥,桌上放了一碗咸芥菜,也没放油。”

 

　　“窗外秋雨仍下个不停。秋风从船板做的墙壁缝中往里面灌,冷飕飕的。看到父母骨瘦如柴,岁月和苦难在脸上刻满了忧愁,我鼻子发酸,眼前一片漆黑。再看自己皮包骨头的手,像鸡爪子,皮肤像那两棵老樟树的皮。”

 

　　农村贫困,城市也好不到哪里去。《毛泽东年谱》记载:“上海失业工人大增,共有二十万人,并有增至二十五万人之势,此外,各地失业工人,南京五万,武昌十万,重庆六万,广州五万,京津共六万,全国失业工人约六十万,他们生活极为困难……”“我人民解放军对工人阶级兄弟的困难,应有同情并给予援助,为此我们提议,全军每人捐出一斤米,作为失业工人救济金。”

 

　　上海失业工人大增的原因,与国民党当时对上海的轰炸有关。进入1950年后,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部队陆续被歼灭,海南岛也得到解放,但国民党利用海军和空军优势,对大陆沿海口岸实行军事封锁,还经常从台湾和舟山基地频繁派出轰炸机进行侵袭破坏,上海受损失最为惨重。1950年初,蒋介石集团召开草山高级军事会议,通过了对上海的发电厂、自来水厂、码头、仓库、船只、车站、铁路、桥梁等重要设施进行广泛轰炸的决定,企图使上海市民失去生存的基本物质生活条件。

 

　　仅在1950年1月份,上海就被轰炸过3次。但最严重的一次损失,是在2月6日。这一天,国民党在台北召开空军全军代表大会,将空军视为反败为胜的筹码。同时,国民党空军混合机群17架分4批起飞,中午到达上海市空,投下六七十枚重磅炸弹。此次突袭轰炸,共炸死市民542人,致伤836人,毁坏厂房、民房2500多间。

 

　　当时寓居上海的宋庆龄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受灾市民共达五万多人；水电交通设备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轰炸所带来的后果……造成大面积破坏,并给人民带来不可言状的苦难。”　　　土匪也极为猖獗,尤其以西南地区为甚。在广西象州,元旦过后第8天,以国民党国防部少将视察官兼粤桂纵队政治部主任郭宏炳直接指挥的“中国反共救国军粤桂边纵队”,拼凑了土匪1000余人,包围了当时象州中平区政府。得手后,匪徒得意忘形,在中平街搭台唱戏,并向群众派米派钱,赌博、酗酒、抽大烟、奸淫妇女,庆祝其“胜利”。

 

　　这一年的3月15日,邓小平、贺龙急电中央,专门汇报西南地区突发匪乱的严重局势,报告中写道:“近一个时期以来,西南川、康、云、贵各省,连续有土匪在各地发动大规模武装暴乱……包围、袭击我军队和地方各级政权,杀害我地方干部、工作人员、征粮工作队人员及解放军干部、战士,焚毁、抢劫仓库、监狱,阻塞车船交通,建立所谓‘大陆游击区’,企图达到长期与我相对抗之目的,气焰十分嚣张。”“邛崃城遭匪万人之围攻。壁山军分区一夜之间八个区政权遭匪袭击而全部丢失。平塘全县我地方工作人员被匪杀害达80余人。该县忠孝乡一保一次被匪劫去16岁至20岁妇女40名。次日,河扬乡往平塘赶场之妇女21人被围剥光衣服,7人被强奸,两名军属被强奸后又掳走……”

 

　　这份报告中还写道:“在这些土匪暴乱的许多地区,我县、区、乡各级政权已几乎全都被捣毁,征集军粮和调往重灾区之救济粮款,以及农村中的减租减息、建政、春耕春播等地方各项工作,一度已完全都处于瘫痪状态。……目前,成都、重庆等地之粮食供应一度也感到十分困难,以致物价猛涨。”

 

 

　　新中国的第一个元旦,毛泽东是在莫斯科度过的。《毛泽东年谱》记载道:这一天他发了两份电报,一份给彭德怀,嘱托解决新疆的粮食问题,另一封给胡乔木,让他用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致各野战军的贺电。同一天,他还会见了两位苏联客人罗申与柯瓦廖夫。

 

　　毛泽东是在1949年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的,这是他第一次出国。毛泽东首次苏联之行,已有众多史家论述。今天读起来,能够清晰看到当年中苏两个国家之间两个党之间的协作与博弈,苏联想延续在中国的巨大权益,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一方面急需苏联的资金、技术与设备援助,但另一方面由于对上百年来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种种不平等条约的极端反感,竭力希望在平等的基础上争取援助。但当时中苏两国强弱悬殊,加上中国处于受援国地位的现实状况,很难争取到真正的平等。

 

　　两国两党之间的博弈,具体呈现于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谈及这段历史时,称毛泽东和斯大林两人均为“顶尖的谋略家”:“这两个大谋略家在大谈两国友好和意识形态上的团结一致时,施展各种手段争夺上风(以及中国边疆的大片土地)。斯大林是老大哥,实力也一度较强；而毛泽东从地缘政治意义上说则更有自信。”经过紧张而又微妙的博弈,斯大林让步了,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订。

 

　　根据新订的条约和协定,苏联截止到1952年年末,将交还所有它通过《雅尔塔协定》和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中国东北所取得的权益,并承诺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对中国进行援助。历史学家杨奎松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评价道:“那时候,所有曾经让斯大林感到满意、让中国人感到耻辱的不平等协定都将废除了。无论是大连、旅顺,还是中长铁路,都将回归中国,这在中国外交史上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成就,其他问题无疑都是次要的了。”

 

　　确实,首次莫斯科之行,毛泽东虽然有遗憾,但更多的是收获。回国路上,他的心情比较愉悦了。英国学者菲力普·肖特在他所著的《毛泽东传》中评价说:“当毛踏上漫长铁轨上的归途时,他可以聊以自慰的是,他已经为中国在世界上的新地位奠定了一种坚实的基础。随着内战的行将结束,政府就可以腾出手来重整破碎的经济,从而迈出通向社会主义道路上最初的轻快脚步。”

 

　　是的,战争终于结束了,中国共产党人准备带领新中国投入经济建设了。1950年1月2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毛泽东对塔斯社记者的谈话,记者问:中国目前的情势如何?毛泽东回答说:“中国的军事正在顺利进行中。目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在转入平和平的经济建设。”

 

　　这篇报道出炉的背景是:当时西方造谣,说访问莫斯科的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了。为打破谣言,由苏方代毛泽东起草了这篇谈话。毛泽东很认可,还特地致电在北京的刘少奇,请他转告时任新华社社长的陈克寒:“照塔斯社稿译发为要。”

 

　　在苏联期间,毛泽东给列宁墓献了花圈,看戏,参观了地铁站、工厂、农村和学校,苏联的工业,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年谱》记载:2月27日,他乘专列到达哈尔滨,稍作休息后,就与周恩来一起到哈尔滨车辆厂视察,在途中,问陪同的市长饶斌:广告牌上为什么都是外国字,过去的宣传画为什么还未涂掉?又说:我们应当学会管理城市和改造城市啊!他还说:“我们刚国刚建国,首要任务是肃清国民党残余,同时要集中精力恢复经济。还有很多工作,但这两项是重点。”

 

　　3月3日,毛泽东在沈阳召开了中共中央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谈了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意义,还谈了自己在苏联的观感:“我们参观了苏联一些地方,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建设历史,他们现在的工厂有很大规模,我们看到这些工厂,好像小孩子看到了大人一样,因为我们的工业水平很低。”但他同时表示,苏联很多大工厂,在十月革命时还很小或者没有,“我们现在可以从极小的修理汽车、修理飞机的工厂,发展到制造汽车、制造飞机的大工厂,其他方面,将来我们的发展也是很大的。现在没有的,将来我们可以制造出来。”

 

　　在沈阳,毛泽东发出了裁减军队、全力投入经济建设的信号:“我们还有很大的困难,在我们身上负担有几百万军队、几百万政府工作人员,我们把国民党的烂摊子收起来了,这么多人要吃饭,今年要提出把这个负担逐渐减轻,以使我们能够投资于经济建设。”

 

　　那时,大家都没想到,这一年,会爆发朝鲜战争。

 

 

　　对1950年的中国来说,朝鲜战争是一道分水岭。

 

　　在多年战争的废墟上,中国共产党渴盼和平稳定。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当天,就与斯大林进行了会谈,毛泽东开门见山:“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问题。中国需要三到五年的和平时间,以便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和稳定国内局势。”他问斯大林: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障国际和平。斯大林很乐观地回答说:中国目前并不存在直接的战争威胁,和平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齐心协力,不仅能够保障五至十年的和平,而且能够保障二十至二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和平。

 

　　进入1950年,新中国大批军人脱下军装,投入经济建设,在天兰、天成、成渝、滇黔、黔桂、湘桂等铁路线的建设中,活跃着军人的身影。1月9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复电林彪并中共中央东北局:“完全同意由四野调十余万人至东北及热河从事生产,解决华中南地区土地不足的困难……此事如东北局别无不同意之处,即可开始着手调动,以便赶上春耕。”《毛泽东年谱》记载:4月21日,毛泽东高度肯定中南区复员五十三万至六十万人的计划,他希望加快进程:“我们希望这个复员工作能于五月至八月四个月内做到,以便节省出九月至十二月共四个月的经费,减轻人民一部分粮税负担。”

 

　　从1950年4月至9月,袁仲贤、耿飚、姬鹏飞等一批军队高级将领脱下军装,成为新中国驻外大使。在接见外交部首批驻外大使学习班的成员时,毛泽东兴致很高,他说:“你们大都是从部队征调来的高级干部,都是将军,将军当大使好!”他特地对即将担任瑞典大使的耿飚说:“你是到西方国家去,要了解和学习他们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

 

　　在这一年6月上旬举行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央决定解放台湾之战,仍由粟裕指挥。当时中共中央认为,除了台湾、西藏尚待解放,各地残余土匪尚待剿灭之外,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基本结束,国家的伟大的经济建设和工作建设工作,已经开始。

 

　　但是,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27日,美国介入朝鲜战争,同时命令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出动,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既定部署。

 

　　美国人居然如此出尔反尔,中国共产党被彻底激怒了——就在这一年的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还信誓旦旦说美国不干涉台湾,居然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找借口干涉中国内政。

 

　　6月2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声明——杜鲁门的讲话和美国海军的行动是对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他昭告世界:“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　　　

 

　　面对朝鲜战争突然带来的国际变局,中国共产党反应迅速,部队干部与精锐士兵的复员停止,一些复员军人纷纷归队,7月7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研究保卫国防、组建东北边防军问题。

 

　　美军仁川登陆后,朝鲜战争局面被逆转,朝鲜人民军陷入被动。中国警告“联合国军”:不得越过三八线。

 

　　但美国人不相信中国会出兵。事实上,中国领导层也为出兵的事,争论不休。法国人阿兰·鲁林所著《毛泽东雄关漫道》一书中写道:“高层领导人内部意见不一致,大部分倾向于不参战,他们知道中国经历多年战乱,百废待兴,需要和平来重建国家。毛泽东忧虑焦躁,夜不能眠,只好依靠大剂量的安眠药勉强入睡几小时。”

 

　　统一思想,决定出兵后,又遭遇了苏联的“变卦”: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还需要两个月时间。此时,美军已经兵临平壤城下。中共中央决定: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出兵!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毛泽东终于睡了一个好觉。

 

 

　　中国大军进入朝鲜后,苏联人在观望:“没有我们的空军,你们怎么打啊……”朝鲜人很悲观:“你们装备太差,打不赢美军。”美国人则不相信:中国人怎么敢跑到朝鲜来跟美国较量?

 

　　12月底,志愿军取得“清长大捷”,收复平壤,“联合国军”溃退至三八线以南。捷报传来,震惊世界。美国人、苏联人、朝鲜人、韩国人、日本人、英国人、土耳其人……统统改变了对中国人的印象。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曾回忆说:他当时在东欧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志愿军收复平壤的消息传来,几千名世界各国与会代表集体鼓掌,为新中国高声欢呼,时间竟长达十余分钟,实为国际会议中极其罕见的景象……　

 

　　如此困难的1950年,新中国为何最终毅然出兵?后人通过各种解密的史料,进行了深入研究。学者沈志华在《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中,分析出兵原因:

 

　　“归纳起来,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十分贴切地反映了毛泽东对出兵问题的全部考虑:对社会主义阵营承担的国际主义责任,把美帝国主义作为直接对手的革命情结,保护新中国安全和主权的领袖意识,以及保持中苏同盟战略态势的深层思考。这四个因素构成了毛泽东决策出兵的基本动机和目的……如果说在对外战略中应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的话,那么,毛泽东的这些考虑,无论对他本人,还是对中国共产党,乃至对整个民族和国家,无疑都是适合的,最终都体现为对美国越过三八线决策所作出的合理反应。至于谈到革命,毛泽东决心出兵的最后动机,与其说是推动革命的发展,不如说是为了保存革命的果实。”

 

　　轻视,往往来自于不了解对手,世界那时还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开国领袖群体尤其是毛泽东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还有他们对近代以来中国屈辱历史的深刻认识、对“独立自主”的执著追求。

 

　　《毛泽东年谱》记载:1950年10月27日,毛泽东与朋友周世钊谈话,后者问:主席今天为什么还有这种闲情来谈宗教与哲学的问题,朝鲜局势不是很紧张吗?毛泽东讲了一番话:

 

　　“朝鲜局势日趋紧张,这段时间我们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有很多天是睡不着觉的。但是,今天我们可以高枕而卧了,因为我们的志愿军已经出国了。我们急切需要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有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抵住六个大字,那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

 

　　“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们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们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我是不打无把握之仗的,这次派志愿军出国,我们中央一些同志经过周详的考虑研究,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胜利是有把握的。”

 

　　是的,和平不是靠退让得到的。近代以来的中国,种种退让,结果处处割地赔款。1931年“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政策”丢了东三省,当时有些中国人还心存幻想:东北这么大,日本人至少消化五十年,应该可以保持一段时间和平了。可是,结果呢?

 

　　但1950年在朝鲜,这一次中国人不再只会点头哈腰签订不平等条约了,而是挺直腰杆抡起拳头硬碰硬反击了!

 

　　新中国也付出壮烈的牺牲,其中包括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11月25日,在志愿军发动第二次战役的当天,毛岸英在美军飞机的空袭中牺牲。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在《叶子龙回忆录》中还原了毛泽东得知消息的场景:“这时,我感觉空气仿佛凝固了。毛泽东将那份简短的电报看了足足有三四分钟,他的头埋得很深。当他抬起头时,我看到他没有流泪,没有任何表情,但他的脸色非常难看。他向我摆了摆手说:‘战争嘛,总会有牺牲,这没有什么!’”

 

　　近年网上有人诬蔑毛岸英,说他是毛泽东派去朝鲜“镀金”,甚至感谢美军飞行员之类云云,但是只要稍动脑筋,就会明白:哪里不好镀金,偏偏到人生地不熟、处处凶险的朝鲜战场去“镀金”?

 

　　上世纪六十年代,老友周世钊问毛泽东:“你如果不派岸英去朝鲜,他就不会牺牲了。”毛泽东回答说:“我作为党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的儿子不派他去朝鲜,又派谁的儿子去呢?”毛泽东逝世后,人们在清点遗物时,意外发现一个箱子里有几件毛岸英的遗物:一件棉布衬衣、一顶蓝色军帽、一双灰色沙袜。这几件东西,毛泽东整整保存了26年。

 

 

　　最后,讲讲一位志愿军战斗英雄的真实故事:

 

　　1950年,解放军38军前营长曹玉海已复员在武汉一家监狱任监狱长,正与一个美丽的女护士热恋。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曹玉海听说38军要经过武汉开往东北,他给恋人写了告别信:“我不是不需要幸福,我不是天生愿意打仗,可是为了和平,为了世界劳动人民的幸福,我就要去打仗了。”他找到部队,重新当了营长。1951年2月12日,曹玉海在汉江南岸壮烈牺牲,年仅28岁,后被授予志愿军一级英雄称号。在清理烈士遗物的时候,战友发现了曹玉海直至牺牲都一直珍藏在身边的恋人的信,还有恋人分别时送的一对绣着“永不变心”的枕套。

 

　　这就是1950年新中国的优秀儿女,珍惜新中国,热爱新中国,心甘情愿保卫新中国。

 

　　涣散百年的中华民族之精气神,凝聚起来了,凝聚起来的力量,多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