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董小红、陈弘毅、赵丹丹

 

 

　　半夜12点,电话突然响起,薛瑾立即从床上爬起来,开车到温江一家医院,一路小跑进重症监护室,和家属沟通协调,待家属同意捐献器官后,薛瑾松了一口气,没有休息时间,又立即联系后续器官捐献具体事宜,“器官等不起。”

 

　　一次器官捐献成功完成,经常要经历这样的“突如其来”和“争分夺秒”。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做了6年的器官捐献协调员,随时“说走就走”是她的工作常态。

 

　　在生和死之间搭起希望之桥,在死亡与生存之间“摆渡”——他们是“神秘”的器官捐献协调员。我国每年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超过30万人,面对家属的“谩骂”不理解、公众捐献意识的薄弱,如何将“生命的礼物”延续下去?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如何壮大?记者进行了有关调查。

 

 

　　“捐献的器官最好在半小时内摘取,不然会影响器官的性能,我们必须全力奔跑,让生的希望得以延续。”薛瑾说,每一次器官移植,都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随时在准备着。”福建省卫计委福州总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杨昌城说,符合条件的供体一般都是因为颅脑外伤或脑血管疾病而脑死亡的病人。意外发生的不定时性、供体心脏停搏后获取器官的时效性,决定了协调员必须24小时待命、说走就走,一忙起来就没日没夜。

 

　　面对患者悲伤的家属时,杨昌城往往也在内心经历挣扎:“他们已经那么难过了,我要不要去和他们交流,提器官捐献这件事呢?所以,我们第一次和患者家属交流的时候,尽量都不去谈器官捐献这件事,避免让患者家属难过。器官捐献协调员在工作中,换位思考和人文关怀非常重要。”

 

　　“今年2月份,有一位患者已经脑死亡了,他是一位外地人在福建工作,家属遇到这种突发情况,也是孤立无援。我们器官捐献协调员前后一共6天时间,帮助他们联系当地的各个部门,为患者家属跑手续,协助他们处理工伤保险相关事宜,协助患者家属维权,为患者家属争取爱心人士的帮助。慢慢地,患者家属被打动了,觉得自己虽然遇到了这么大的打击,但是社会上还有这么多人在关心他们,支持他们挺过难过,作为患者家属也应该回报社会,让逝者的生命通过造福他人得以延续,于是主动找到我们,要求捐献患者器官。签字的时候,家属含泪签署器官捐献登记表,在场的红会工作人员及协调员也浸湿了双眸,场面非常感人。”杨昌城说。

 

　　51岁的刘丽伟是吉林省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是2016年度全国9位优秀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之一。

 

　　自从当了协调员,她从来没有节假日的概念,不论在干什么,随叫随到。有一次半夜,刘丽伟正在发高烧,刚吃完退烧药出了一身汗,电话响起,有人愿意捐献器官,刘丽伟二话不说从被窝爬出来,赶往医院工作；有一年她与爱人回老家探亲,刚到不久,器官捐献电话响起,她匆忙道别打道回府。“干了这个工作之后,我家里说出门旅游,我从来不参加,不敢走,随时待命。”刘丽伟说。

 

　　据中国红十字会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统计,至7月初,我国已累计完成逝世后捐献1.8万余例,捐献器官5.1万余个,志愿登记48万余人。

 

　　这些数据背后,也凝聚着器官捐献协调员的汗水与努力。“捐赠者家属的理解,受捐患者获得重生,生命的延续让这份工作非常值得。”薛瑾说。

 

 

　　福州总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福州总医院器官获取组织负责人郑凯告诉记者,2017年,福建全省完成人体器官捐献34例,今年上半年完成了22例。目前,所有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都必须持证上岗,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工作十分辛苦,经常需要面对的是患者家属的不理解甚至谩骂。

 

　　“想要完成一例器官捐献不容易,一般而言,器官捐献协调员接触的10位潜在捐献者中,最多只有1位最终完成了捐献。而且,很多捐献者从协调员第一次接触到完成捐献的时间跨度,都在一周以上,长的有几个月甚至一两年的。”郑凯说。

 

　　对器官捐献协调员来说,吃苦是必备的素质。今年4月,郑凯所带领团队的器官捐献协调员林钦就经历了3天不眠不休的忙碌,在福州、厦门、漳州、泉州之间来回奔波,连续完成2例器官主动捐献,3天只吃了3顿饭。

 

　　“我们的传统观念中,器官捐献是不被理解的,一些不理解的患者家属在我们第一次和他们交流的时候,都会破口大骂‘人都死了,你们还要摘他的器官,你安的是什么心嘛!’一些家属甚至会推搡打骂器官捐献协调员。这时候,我们只能是暂时回避这个话题,但会继续为患者家属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杨昌城说,就算患者及家属无意进行器官捐献,协调员也要将心比心,理解他们的心理,为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当前,我国器官捐献协调员总共仅有2200多名,与日益增加的器官移植手术需求相比,人才的匮乏相当明显。

 

　　“器官捐献协调员还缺乏完善的职业激励机制,没有不断提升的标准和渠道,护士可以通过不断努力考级成为高级护理师,器官捐献协调员一直就只是协调员。”薛瑾说。

 

　　记者了解到,西部一家大型三甲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的数量从2012年10名下降到目前仅有的3名,人才流失也让医院很“头疼”。

 

　　同时,家属的不理解、社会的不认可、繁重的工作、随时出差……心理压力大也是这个群体的“通病”。

 

　　刘丽伟回忆起自己第一次面对器官捐献者家属时的场景,“我对着家属宣读器官捐献的一些事项,刚一开口眼泪就哗哗地流出来了。那种悲痛又复杂的心情,真的很难受。”刘丽伟告诉记者,一方面,家属面对亲人去世时悲痛欲绝的心情感染着她,让她的心情很沉重；另一方面,自己肩负着器官捐献协调的重要使命,要保持冷静客观,还要用博爱的精神、奉献的精神引导和感染家属。所以很多时候,自己的真实情绪是被压抑的,需要强大的内心才能承受。

 

　　有一次年冬天,刘丽伟完成一例器官捐献的协调工作从医院出来,已是半夜了,她独自在路边等车,又累又困,一直压抑的心情终于有机会释放,开始默默流泪,最后放声大哭。“协调员也有自己的情绪,我们心理压力真的很大,很多时候只能自我疏导。”刘丽伟说。

 

　　刘丽伟向记者介绍了她的工作流程:跟医院共同确认见证捐献者脑死亡,与家属沟通协调、办理相关捐献手术,进手术室见证器官获取全过程,手术结束以后组织医护人员向捐献者进行简短的默哀仪式。协助家属把捐献者送到殡仪馆,参与捐献者的告别仪式,对家属进行心理安慰。

 

 

　　记者了解到,2010年3月启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试点工作至今的8年来,我国公民逝世后捐献的器官累计挽救了4.6万余人生命。然而,在生死之间搭建桥梁,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的不断壮大,还需要更多努力。

 

　　“现在很多基层医院没有专职器官捐献协调员,不利于器官捐献工作的推广普及。”薛瑾建议,希望国家能够完善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职业发展激励机制,提升基层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待遇,吸引更多人从事这项有意义的工作。

 

　　长时期的劳累的压力,刘丽伟的身体就亮起了红灯。2016年8月,刘丽伟被查出患有甲状腺癌。她告诉记者,在发病前半年自己就有点感觉,脖子总是酸溜溜的疼,但是一工作起来就顾不上,捐献不能等。她先后在吉林省内和北京做了两次手术,术后还坚持上班。在刘丽伟看来,器官捐献协调员的队伍需要不断壮大,才能让更多“生命的礼物”得到延续。

 

　　记者了解到,去年修订的红十字会法正式将参与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明确为红十字会的法定职责,也从国家法律层确定了这是一项具有人道属性、社会属性的工作。

 

　　“平时,我们在各个医院来回穿梭,大部分精力也是在向医院的医护人员和患者家属做人体器官捐献的科普、宣传工作。这项工作其实很重要,相当于播下了一粒粒“种子”,让人体器官捐献这项崇高的事业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杨昌城说,通过各界努力,现在社会公众对于人体器官的知晓度也越来越高,也越来越理解,越来越多的患者及家属主动找到他们,要求进行器官捐献,让他们感到很欣慰。

 

　　2017年,全家人给刘丽伟过50岁生日,刘丽伟刚入席,器官捐献电话响起,刘丽伟放下碗筷赶往医院。全家人表示,“我们支持你,理解你,今天这个生日,不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等你。”

 

　　晚上10点,刘丽伟回到饭店,与家人一起过了一个生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还派人给刘丽伟送来鲜花。“有家人支持,有社会认可,我就是再难、再累,我也认,因为我的工作事关人命,事关无数个家庭,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我一定会坚持到底。”刘丽伟说。

 

　　刘丽伟告诉记者,现在器官捐献这项事业在社会上认知度在不断提高,宣传的更多了,在老百姓的心目中这项工作也越来越被认可,他们这份职业越来越有成就感。

 

　　在郑凯看来,作为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最好具备一定的医学教育背景和医学实践经验。因为在接触捐献者的过程中,首先协调员要初步判断,捐献者是否符合器官捐献条件,并且在和医院、患者家属沟通的过程中,也需要专业的医学知识背景。

 

　　“未来希望能够有更多有爱心、有责任心、有志做这项工作的人加入。”郑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