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市场化改革之难在于改革的主体和对象都是政府。如何放权给市场,让政府与市场各居其位、相得益彰,始终贯穿于改革开放全过程,考验着地方政府的智慧和担当。

　　但是在义乌,从最初的默许、开放市场,再到划行归市整顿物流,围绕贸易便利化倒逼改革……从1982年至今的30多年里,政府“有形之手”,总能恰到好处地敲准市场崛起和蓬勃发展的关键节拍。

　　打开一份1982年的《中共义乌县委员会会议记录》,“6月23日,新任县委书记谢高华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听取县财贸办公室主任汇报当时市场管理存在的问题——稠城(义乌县政府所在地)存在三多:经营工业品的单位多,除商业外,工交、二轻、社企都设了店；农民经商多,758户摊贩没有许可证,待业青年只有49个,其余都是农民；小百货摊子多,459户是小百货,都是农民,还搞商业批发,与国家竞争,弄他不过……”

　　彼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姓“社”姓“资”的“大帽子”还悬在半空。在与旧体制激烈的碰撞中,更多人选择了观望或逃避。

　　听完汇报,善于深入基层调研的谢高华,却认为这是义乌的“一大优势”,“义乌的市场是个很好的市场,很有发展前途……允许什么、反对什么,要搞清楚,不能把搞活的经济搞得死死的。”

　　这一年8月,义乌县稠城镇颁布《关于加强小百货市场管理的通告》,同意将自发形成的稠城小市场迁至湖清门,并于9月5日开放。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给市场松绑需要更多的智慧。这份由稠城镇市场整顿领导小组发布的公告,强调加强管理,更看重放开市场。如此“举重若轻”的重要通知,却指定市场所在地的镇政府负责发布,既符合地方政府事权划分原则,又为力主改革的谢高华和义乌县委找到“进退自如”的空间,其尺度把握之微妙娴熟,充满了担当和智慧。

　　据曾经担任过义乌县委宣传部部长的杨守春回忆,为了解放干部思想,谢高华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学习活动。他带着乡党委书记以上的干部一起去温州待了一周,见识了所谓的“资本主义”。

　　时至今日,义乌人仍然在“谢天谢地谢高华”。每年的义乌小商品博览会期间,义乌各大商会派出一众豪车,敲锣打鼓迎接这位在衢州老家颐养天年的老书记。

　　《义乌商报》原总编张年忠,1984年担任义乌报道组组长,更接近当年这段历史。“关于市场开放与否,存在不少争议。当时的工商局长找到谢高华,两人嗓门都很大。谢书记说,‘出了事情,有我谢高华负责’。”张年忠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说,“严厉治下,谢书记还收到过一颗匿名寄出的子弹。”

　　义乌小商品市场兴起之初,仍沿用工商业的八级累进税。上千个摊位,几万人的市场,价格随行就市,按实际收入征收累进税十分困难,收税成了一件头痛的事情。税收干部在市场里疲于奔命,既收不全又收不准,小摊贩们既没发票也不想多交,搞得“鸡飞狗跳”,纷纷抱怨生意没法做。

　　1984年,新马路市场开业后,如何既执行税收政策,又让利给商户,谢高华同税务部门反复讨论后,决定实行“两税并一税,定额包干计税”,即税务部门对每个商户设定一个固定的计税额,商户缴纳定额的税。相当于给商户设立一个目标值,固定额之外的营业收入不再计税。这一“放水养鱼”的办法,使人们觉得有利可图,迅速扩大了市场主体数量。

　　当时,新华社就此采写了报道,相关部门领导看完之后,认为有税收包干之嫌。时任浙江省委领导对义乌小商品市场很支持,对此事很关注,并让省财政厅派人到义乌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义乌推出的税收办法是可行的,但还欠妥,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这个结论是对定额计税的理解和支持。

　　放权让利,让市场之“虎”归山。无论是义乌的敲糖帮,还是普通的义乌人,甚至义乌周边的农民,都被这个无比饥渴的市场吸引,义乌一下子成了小商品批发的“特区”。

　　“义乌市场长盛不衰的秘密,就在于这一系列‘放水养鱼’的决策!”今年已经82岁的冯志来,曾担任过义乌市体改委主任等职务,他在义乌市场创办初期为“兴商建市”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1982年,义乌第一代市场——湖清门市场开放时,仅有摊位705个。到了第2年年底,货位就达到1050个,4000多平方米的湖清门市场开始人满为患,不少商户不得不自带门板自搭塑料棚“扩容”。

　　这种“还没建成已嫌小”的节奏,贯穿了义乌小商品市场每一次扩建过程。1990年,义乌小商品市场成交额跃居全国各大专业市场之首。

　　义乌持续30多年的快速发展,吸引国内外一批学者钟情于“义乌经验”。1993年,浙江省委党校教授陆立军担任义乌市政府顾问和义乌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开始对义乌展开长达20多年的研究。

　　“义乌经验虽然发源于民间,但后来则主要是由政府推动的,政府在其中的作用是‘参与、引导’……”这位区域经济学家撰文指出。

　　1991年,一位老太太到义乌进货,在靠边的摊位上看到5角钱一只的戒指,估算回去后能卖到1.5元一只,于是就下了单。但是转到另外一处摊位发现,同样的戒指只卖一角五分,便和前摊主发生激烈争执并诉至市场管理者。

　　差不多相同时间,一批卖温州鞋的商户,没有抢到中心位置的摊位,只能集中安排到偏僻处,可谁知由于商品集聚度高,生意反倒特别好。

　　1992年年初,篁园市场一期工程竣工,工商部门发布公告,对商品实行划行归市。但是在当时,经营者更愿意混在一起销售。同时期的温州虹桥市场、武汉汉正街市场等,也都没有实现划行归市。

　　推行划行归市,遇到了不少阻力。篁园市场二期安排布局时,文体用品和箱包等摊主,因为不愿意搬迁或者重新抽签,出现闹市和罢市。事发后,市委市政府立场鲜明,坚决支持划行归市。

　　实践证明,从露天马路市场发展成为国际化商贸名城,划行归市是极其重要的一条经验。

　　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一些当下的热销商品,未必一直热销。作为市场管理部门,义乌商城集团也会适时调整产品布局。

　　“箱包是畅销商品,但经营主体偏多偏弱,我们开始压缩这一区域,开始招入一些新的行业。2016年和2017年,我们共压缩箱包商铺200多个。”商城集团市场运营部副经理杨波解释说。

　　联托运是伴生市场发展的配套行业。由于门槛低利润高,加上管理不到位,这个行业出现过欺行霸市、强抢货源、打架斗殴等乱象。

　　1991年,义乌成立联托运行业管理委员会,工商、公安、物价等多个职能部门抽调人员,实施行业大整治:重新确定经营线点,实行一个地区一条线路,用行政力量避免恶性竞争。

　　1995年和1998年,义乌又分别对联托运行业的管理模式和准入标准进行调整。和划行归市一样,政府部门对联托运的强势管理,为小商品市场平稳有序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义乌新时期还需要“鸡毛换糖”精神吗?义乌还敢再扛改革大旗、再当改革先锋吗?义乌会成为中国的底特律吗……

　　十年前,当电商时代悄然来临,义乌传统经营模式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义乌市以“九问义乌”的方式自揭“家丑”,“对号入座”,拷问在危机面前,自己怎么办、市场怎么办、义乌怎么办。

　　在这场“解放思想、创新创业”大讨论热潮中,很多人都被问出一身冷汗。商城集团采用假定市场濒临倒闭的情景模拟方式,增强全员的危机意识。更多的义乌人则在反思中,加入“鸡毛换糖再出发”的行列。

　　纵观义乌市场发展的每个重要节点,政府主导的监管行为非常多。对于这只有形的政府之手,义乌市副市长施文臻有自己的理解:“面对市场发展,政府行为的原则是顺势而为。尊重市场运行规律和企业家创新精神。”

　　2011年,国务院批复义乌进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两年后,作为综合改革的首要任务和核心内容,商务部等8部委正式批复义乌试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

　　根据试点规划,到2020年,义乌将实现市场成交额、进出口总额双倍增,打造贸易便利化改革示范区、“一带一路”陆上桥头堡、产业转型升级重要基地和世界领先的国际小商品贸易中心。

　　如果说当年依靠联托运冲破域外运输关卡、动员银行向个体私营经济贷款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是义乌市场扩大规模辐射全国的重要因素,今天的贸易便利化改革则是服务经济全球化,实现从“买全国卖全国”到“买全球卖全球”的转型升级的关键。

　　市场的持续繁荣,需要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配合,贸易便利化改革更是如此。与之相适应,义乌海关、检疫等部门,加快清除体制机制藩篱,不断提高服务贸易便利化程度,激发市场主体创业创新的活力。

　　领导着全国唯一的县级市海关,如何提高通关效率,服务国际贸易,成为关长陈匍林的工作重心。在“义通关”平台上,义乌海关把出口集装箱信息搬上手机,货物通关速度已经大大加快。

　　陈匍林身材魁梧且心思缜密,对于义乌海关的服务标准,他形象地表述:“掉了牙的农村老太太,能通过海关进口一副假牙”。

　　2018年3月1日,浙江省海港集团与迪拜环球港务集团签署合作协议,合作打造义乌—迪拜直通仓项目。这意味着义乌市场的商品出口迪拜,可以提前在义乌办好清关手续。

　　今年5月2日,在义乌市行政服务中心市场监管窗口,5家企业一次性办理了“既能做内贸、又能做外贸”新证照。这意味着义乌率先在浙江省实现“外贸主体资格和对外贸易经营资格”事项办理“最多跑一次”。依托“最多跑一次”改革,去年,义乌792项到政府办理事项中,773项实现“最多跑一次”,其中很大一部分和贸易便利化相关。

　　义乌市改革办主任徐剑的办公室,位于义乌市政府右侧一处不太起眼的角落。在徐剑眼里,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成绩显著,离不开各部委的指导支持。但随着改革的深入,“硬骨头”和“拦路虎”越来越多,也需要更多鼓与呼。

　　“实际上,改革是市场主体要求我们做的。我们对于改革的定义就是保护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为更好地服务于市场,我们经常自问,你改革了吗?”徐剑说。

　　从2012年开始,义乌已经实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免责办法”。施文臻表示,尽管尚无触发免责条款的案例发生,但这是改革者可以揣在兜里的定心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