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粟裕传记,颇多感慨。粟裕是“战神”级人物,他病逝后,骨灰撒在全国八处他曾经战斗过的地点,陪伴当年牺牲的战友。其中有两处,一是安徽谭家桥,一是山东孟良崮,这是粟裕传奇一生中刻骨铭心的两个地点。

　　从1934年12月底兵败谭家桥,到1947年5月孟良崮大捷,正好12年。粟裕遇到的是同一支队伍:在谭家桥败于国民党补充一旅阵前,12年后,在孟良崮全歼由补充一旅起家的七十四师。

　　12年,古人叫“一记”,今人称“一轮”。这12年,对粟裕而言,是一个男人在苦难磨砺中的崛起,走向“战神”之路。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这12年,也蕴藏着由弱到强的密码。

　　生与死,距离有多远?

　　也许就一个晚上,从太阳落下,到太阳再度升起,已是生离死别。

　　1935年1月16日下午6时,在今天浙江、安徽、江西三省交界处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陇首村,一支疲惫的先头队伍整装待发,这时有战士飞驰来报:大部队已集合,但太累了,需要就地休息一晚上,明天再出发。这支部队的两位指挥官商量,一位态度坚决:“情况这样紧,决不能迟延了,今天晚上必须一律通过敌封锁线。”另一位完全同意他的意见,但表示:“你率先头部队先走,我去跟大部队汇合,一起行动,马上追上你们。”

　　当夜带队出发的是粟裕,留下来等大部队的是方志敏。这是他俩的永别。

　　“当我先头部队通过时,山上碉堡里的敌人打枪,我们派出两个战斗班佯攻,吸引敌之火力,敌人没有敢从碉堡里出来。这样,我们就加快步伐,上半夜全部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安全到达闽浙赣苏区的大小坪、黄石田(均属德兴县)地区。到达之后,我们一面同省委、军区联系,一面等待主力部队。可是,等到下半夜没有见大部队到来,第二天也没有来,第三天、第四天还没有来。我们到达闽浙赣苏区以后,随即派出大批干部组织便衣队前去联络和接应,均未能联系上,心情十分焦急。开始隐隐听到那边有炮声,以后就沉寂了……不久,方志敏、刘畴西同志即被捕了。”这是《粟裕战争回忆录》中粟裕刻骨铭心的记忆。

　　粟裕时任红十军团参谋长,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留下来等待的,是军团长刘畴西率领的大部队。

　　红十军团只存了短短的两个月,1934年11月,这支部队为掩护红军主力长征而组建,组建之后,在今天安徽黄山的谭家桥,遭遇王耀武率领的国民党补充第1旅,此役决定了红十军团能否在皖南立足,由于指挥失误,红军失败,谭家桥战役,也成为红十军团的转折点,红军无法再待在皖南,只能在寒冷的山区风餐露宿,靠兜圈子避敌,逢敌必战,逢战必退,部队战斗意志大大削弱。特别是刘畴西变得优柔寡断,行动迟缓,因此当粟裕决定连夜突围时,刘畴西却选择先休息一夜,从而陷入敌人重围,最终在怀玉山被敌军14个团重兵包围,苦战连天,最终兵败,方志敏、刘畴西等相继被俘。

　　研究红十军团在谭家桥失利与怀玉山全军覆没的著作论述很多,公认的是,这是红军惨重的损失——谭家桥之役,红军优秀将领、不满22岁就当上军团长的寻淮洲战死。后来王耀武挖出了他的遗体割首照相,发现他上身无衣——可见当年红十军团何等艰苦,装备奇缺,牺牲者的衣服,战友穿着,继续战斗。怀玉山之役,红十军团全军覆没,方志敏、刘畴西先后被俘,他俩英勇不屈,同时就义。方志敏在狱中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文字,流传至今。

　　著名军旅作家金一南在《苦难辉煌》中写了当时国民党军官王耀武审问红军被俘师长胡天桃的场景:“时值严冬,天寒地冻,这位红军师长上身穿着3件补了许多补丁的单衣,下身穿着两条破烂不堪的裤子,脚上穿着两只不同色的草鞋,背着一个很旧的干粮袋,袋里装着一个破洋瓷碗,除此之外,再无他物。”王耀武劝降未果,胡天桃英勇牺牲。王耀武因此次立下大功,深受蒋介石赏识,从此飞黄腾达。

　　对粟裕来说,兵败谭家桥,是他终其一生都无法释怀的痛,此战,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史军史上的一触摸即剧痛不已的泪点。

　　谭家桥一役,红军的作战指挥,有诸多硬伤,比如轻敌,比如布置不当。而他们的对手王耀武,又凶悍异常。后人曾经设想:如果谭家桥战役由粟裕来指挥,会是什么结果?但历史,又怎么能够假设?在谭家桥战役中,粟裕手部受伤,但他带出来的数百人,此后成了新四军的主力。12年后的1947年,解放军发动的济南战役中,粟裕亲手拟定了作战口号:

　　“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

　　粟裕的命有多硬?

　　1927年南昌起义后,刚满20岁的粟裕随部队南下广东作战,10月17日,在闽赣交界的武平,粟裕被一颗子弹打中了脑袋!他倒在路上,大家都以为他没得救了。

　　许多年后,他在《粟裕战争回忆录》中回忆了那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就在掩护大队撤出武平战斗时,我第一次负了伤。一颗子弹从我右耳上侧头部颞骨穿了过去,当时我只觉得受到猛烈的一击,就倒了下来,动弹不得,但心里却还明白。依稀听得排长说了一句,‘粟裕呀,我不能管你啦。’他卸下我的驳壳枪,丢下我走了(这个排长后来自行离队了)。当我稍稍能动弹时,身边已空无一人。只觉得浑身无力,爬不起来。我抱着无论如何要赶上队伍的信念,奋力站了起来,可是身子一晃,又跌倒了。只好顺着山坡滚下去,艰难地爬行到路上,却又滑到了路边的水田里。这时,有几个同志沿着山边走过来,帮助我爬出水田,替我包扎好伤口,又搀着我走了一段路,终于赶上了部队……”

　　其实,学生时代的粟裕就开始经受生死考验。

　　1927年“4·12”事变后,全国各地陷入白色恐怖,一片腥风血雨。粟裕当时在位于湘北常德的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读书,刚加入共青团不久。5月24日,驻常德的反动军警发动“敬日事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血腥镇压工农和青年学生。他们用机关枪架在学校门口,警察局长带兵到校园内逐室搜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抓到了,就是一个死。学校组织党员团员撤离学校,粟裕坚持到最后一刻。常德常发水涝,城内的下水道特别粗大,而且直通城外。粟裕躲入下水道里,趟着臭气熏人的污泥浊水,一直走到常德城外,在洞庭湖畔,搭船沿湘江南下长沙。在长沙车站,乘黑夜爬上火车,藏在座椅下面。火车沿洞庭湖东侧向北奔驰,第二天清晨进入湖北境内。这时,他才松了一口气。

　　从军作战后,他多次负伤,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时,子弹击中他左臂动脉,鲜血狂喷。为避免感染,医生建议将左臂锯掉,他拒绝,漫长的恢复后,所幸没有感染,但左臂一直残疾,活动不便。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粟裕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段时间,他一次次与死亡擦身而过。即便他们时时处于高强度的转移状态,敌人也随影如形。在浙南一条叫松阳溪的小河边,游击队陷入敌人包围,粟裕率队边打边跑,一路狂奔,但敌人紧追不舍,怎么都甩不掉。大家实在跑不动了,最后只能钻进荆棘丛里,追兵四处搜寻,粟裕把枪上了膛,准备等敌人一到面前就开枪。当时天降大雨,马上又天黑了,敌人才离去。

　　后来回忆这段经历,粟裕还觉后怕,说:“那真是紧张极了!困难极了!”

　　在又一次突围中,游击队泅渡过江,粟裕又差一点遭遇不测:他被一个漩涡给卷了进去,怎么都游不出来,眼看要给漩涡吸到水底,幸好岸上的战友递了个伞柄过来,他死命攥住,才挣脱开来。刚上岸,浑身是水,敌人又追上来了,赶紧躲起来……

　　多少次命悬一线,粟裕凭着嗅觉灵敏、反应迅速,生存智慧超级强大。几年后,一次战斗中,他用望远镜看到对面山头敌人正在准备炮击,他放下望远镜拔腿就走,旋即,敌人的炮弹落在他刚才站立处。

　　1947年5月16日17时,国民党军队中最精锐的七十四师在孟良崮全军覆没。　

　　其中有个细节:孟良崮是石山,缺水,四天四夜的战斗中,天没下一滴雨,然而战斗刚结束,就天降大雨,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军官仰天长叹:“天也要灭七十四师了!”　　

　　灭掉七十四师的,不是天,是解放军。这一战,充分显示了粟裕军事才能:判断力,耐心,决心。歼灭七十四师殊为不易,粟裕连续几天没合眼,满脸胀得通红,战后测血压,高达220。

　　七十四师全军覆灭后,蒋介石哀叹:“真是空前的大损失,能不令人哀痛!”比蒋介石更伤心的是王耀武,他说:“对七十四师之失,有如丧父之痛。”

　　这支精锐部队,前身是补充一旅,王耀武的“家底子”。谭家桥一役,给予红十军团重大杀伤的,就是少将旅长王耀武率领的补充一旅。历史有时很具戏剧性:12年过去,经历多少磨难,粟裕完成了“复仇”。

　　粟裕与王耀武,分别是共产党与国民党阵营以骁勇善战著称的翘楚,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粟裕王耀武一场场硬仗打下来,打成名将,均让日寇闻风丧胆。这两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尤其是他俩之间延续十余年的数次较量,让人津津乐道。大历史中,这种人物之间的比较,确实有足够的吸引力。

　　解放战争时期,王耀武任山东省主席,并兼省保安司令、山东军管区司令等职,他本是山东泰安的农家子弟出身,可谓衣锦归乡,他当官带兵之外,生意也做得很大。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的战犯管理所里,王耀武与沈醉聊天,他不无得意地说:小时候在上海一家饼干店打工当学徒,发迹后,把这家饼干店买了下来。

　　跟整天看地图、只操心好好打仗的粟裕相比,王耀武要操心的事情无疑多了太多。解放军兵临济南城下,王耀武一面布置防守,一面惦记着家里的生意,常打电话给太太交待。这电话被监听到了,济南失守、王耀武被俘后,国民党另外一员悍将黄百韬说:“济南被围之初,我在无线电话中听到王耀武和南京家属通话,告其夫人,某事如何,某事如何,细细叮嘱,达半小时之久。大敌当前,身为统帅,指挥之不暇,何能顾及家事?私而忘公,已无必死之心。”

　　性格决定命运,时代又造化人。

　　在孟良崮战役前,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发起莱芜战役,李仙洲所率七个师6万余人被歼。王耀武被蒋介石狠批一通之后,自己也破口大骂:“就是五万头猪,三天三夜共军也抓不完!”但是,他率10万大军守坚固的济南城,也不过守了八天而已。

　　王耀武化装逃跑,结果在寿光被俘,这个过程也耐人寻味。著名作家王鼎钧在回忆录《关山夺路》中写道:王耀武逃亡途中上厕所的时候,让副官把雪白的高级进口手纸递过去,就这么一个细节,被人看破了。另外一个版本是:解放区民兵盘查王耀武时,发现其随身带有一卷雪白的厕纸,引起注意。那年头北方农村基本用树叶、秸秆擦屁股,高级一点的,也是粗黄的草纸,王耀武又偏偏装作一个小商人,身边还有好几个人低声下气地伺候着。明显不是一个好演员。

　　有人也分析说,如果王耀武当时徒步,而不是坐大车走大路出逃,或许可以侥幸逃脱。只是,这个曾经的农村孩子,已经养尊处优,没有独立生活能力,更别说走远路了。

　　他的对手,却是苦难中崛起的粟裕。

　　不能因为王耀武兵败被俘的下场而否定他曾经辉煌的战绩与过人的才能,他精明强干、头脑清晰,蒋介石夸他“善于带兵,有指挥才能”,共产党也高度评价他是国民党内少有的几个明白人之一。

　　但这个“明白人”也有不明白的地方,被俘后,获三野政治部主任舒同接见,王耀武问了五个问题:一,为啥共产党的宽大政策能够上下贯彻,言行一致,说到做到,而国民党却不能?二,为啥毛泽东在陕北的山沟里发命令,你们解放军都听指挥,俺们蒋校长坐着飞机满天转,下面的将军还是不听话?三,为啥你们共产党干部都能够秉公执法,令行禁止,莫非你们有啥特别的奖惩条例?四,为啥国军俘虏了共军,一个都不敢用,共军俘虏了国军,马上就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呢?五,当年发匪作乱,也曾沸沸扬扬,然则好景不长,终有洪杨之乱；北伐初起,俺们国军也是所向披靡,然则如今也是山河垂泪；你们共军现在当然是春风得意,但是否也会和洪杨、北伐一样功败垂成呢?

　　此刻,王耀武是否想起:1935年,他一身将校戎装,审问红军被俘师长胡天桃,后者衣衫褴褛、脚穿草鞋,却毫无怯色,神态自若地谈共产主义信仰……

　　其实,粟裕与王耀武的较量,是共产党与国民党较量的缩影,从谭家桥到孟良崮这12年,共产党像厚重暗夜里随时可能熄灭的烛火,却如粟裕的生命一般坚韧,最终大放光明,孟良崮战役后,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相形之下,一度如日中天的国民党,已日薄西山。

　　国共之争,实质是两种价值观的竞争,从政治路线、军事斗争到理想信念、组织纪律、群众基础……全方位的竞争。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将军杜聿明就曾埋怨道:粟裕的部队10万人,可是后边跟了40万、50万农民,推着小车运伤员、运弹药、运粮食、运给养；“而我们30万部队从徐州出来,走过村庄老百姓早就跑得精光,所有的粮食全都埋起来,水井全部填掉,你说我能不失败吗!”

　　历史大势下,能更清晰看明白国共两个阵营中的人。《“战神”粟裕》一书写道,国民党大员陈诚曾总结过“45岁现象”: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事主官,凡军师长以上,平均年龄已在45岁以上,这种现象与北伐时期正好相反。“45岁现象”带来的最大弊病,就是主官们作战时普遍缺乏勇猛精神,衰弱、拖沓、低能、企图心不强,甚至爱财怕死者,随处可见。陈诚注意到了解放军阵营的不同,他认为解放军指挥员“莫不年轻,能吃苦耐劳,活跃于第一线”。

　　孟良崮一役,极其惨烈,比拼到最后,其实就是毅力与协同作战能力。解放军军令如山,国民党军却摆脱不了拥兵自重、见死不救的老毛病,张灵甫哀求救援,王耀武调兵遣将,却无济于事。一方面,解放军打援队伍拼死阻击,另一方面,国民党援军三心二意,满肚子花花肠子,比如李天霞,不愿为救张灵甫消耗自己实力,又不敢违抗命令,于是很“聪明”地让一小队人马带着电台靠近孟良崮,假装出很给力的模样。

　　再看看共产党这边:粟裕不争功,与陈毅配合默契,时称“陈粟不分家”,有争执,报告延安,请党中央决定,然后不折不扣执行,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

　　再说说另外一个国民党将领黄百韬,在被“45岁现象”困扰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他绝对是个另类,杂牌军出身,却对蒋介石忠心耿耿,打仗不要命,相救同僚也从不省力,蒋介石很是欣赏。但正因为如此,他惹上一堆羡慕嫉妒恨。淮海战役开始,粟裕以重兵在碾庄将黄百韬团团围住,判断国民党部队尤其是那些嫡系不会来救,果然,苦战15天后,黄部七万人被全歼。

　　1984年2月,一代名将粟裕逝世,家人竟在他的颅骨骨灰中发现了三块弹片,全场所有人潸然泪下。

　　这是他曾经的苦难,也是他永恒的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