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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观察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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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攻关好几年,农科为何难到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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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一堆新品种不如发一篇SCI”,体制机制束缚导致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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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7-06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调查观察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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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山西省运城市小麦杂交专家冯树英的杂交小麦试验田。由于缺乏资金,冯树英经常雇不起工人,只能让家人和亲戚来帮忙种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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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运城市蓝红杂交小麦研究中心研究员冯树英介绍自己正在培育的F型杂交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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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照片均由本报记者吕梦琦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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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育一堆新品种不如发一篇SCI论文。”由于农业科研的评价机制更看重论文,忽视实用研究和成果转化的导向性偏差,导致一些科研人员埋头“攒”论文、“码”期刊,与农业生产关系更直接的实用技术则被轻视,搞实用成果研究的科研人员晋升职称都很难
“远看像要饭的,近看像烧炭的,一问是农技站的。”现代农业发展亟须农业科技作为重要的支撑力量,可一些地区的农技推广长期处于“线断、网破、人散”的状态,科技转化倒在“最后一公里”
新的农业科技创新政策不断出台,但老的体制机制还在发挥作用,导致部门之间常常“打架”,让科研人员无所适从,希望这种新旧之间的转换时间越短越好,摩擦越小越好,见效越快越好
本报记者吕梦琦、王飞航、马晓媛
一场降雨过后,望着黄河岸边一片片郁郁葱葱的枣树林,43岁的刘清平不禁无奈摇头:这些十几年前曾带给他们致富希望的枣树,如今却让他们失望不已。
“打下的枣卖不出去,卖枣的钱还不够雇人打枣,种它还有什么用?今年说啥也不种了,还不如砍掉枣树种点别的。”刘清平说。
刘清平是山西省临县克虎镇人,他家里种了10多亩红枣,去年每亩收了将近400斤,但直到今年2月初,竟连一个收枣的人都没来,种的枣一斤也没卖出去。
后来有人进村收烂枣,他只能将好枣掺着烂枣一起卖了3000多斤,1斤1毛钱。“再不卖就更没办法了,枣子堆在这儿,每天都要烂一片,都烂了一大半了。”
刘清平说:“我家的红枣是传统木枣,品种比较落后,而且容易裂果,竞争力不如外地枣,不改良升级可能以后很难有好的收益,与其留在地里,还不如砍掉。”
刘清平的遭遇,是当前农业领域存在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正因如此,去年初,在《农业部关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意见》中,提出推动创新驱动,增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
如今,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在各项改革措施的带动下,农业科技创新不断释放新的活力,极大地推动了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然而,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发现,在农业科技转化上仍有一些“顽疾”亟待破解,有的环节还出现新的“梗阻”,制约了农业科技在推动实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作用。
生物技术楼里拥挤不堪,很多仪器设备只能摆在楼道里；行政楼楼顶一些地方已经塌陷漏雨,一栋抗战时期建设的楼房已成为危房却仍在使用……这是山西省农科院棉花研究所的现状。
谈到目前的科研现状,研究所党委书记李朋波显得十分无奈,“现在科研人员普遍积极性不高,体制上的制约也让单位缺乏激发科研活力的能力。”李朋波表示,研究所的研究成果中新品种是大头,这些年他们一共培育出了115个作物新品种,但真正能转让出去的寥寥无几。效果最好的是向日葵新品种,已占领大西北市场,但转让费也仅有几十万元。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发现,类似情况在农业科研中并不少见。有些耗资上百万元的农业科研项目在结题后,成果就被束之高阁,科研人员缺乏成果推广转化的动力。
深挖背后的原因,固然囿于一部分农业科研成果质量不高的现实,病灶之根更在农业科研体制长久以来存在的体制弊端。
不少农业科研人员表示,目前农业科研的评价机制导向上存在偏差,更看重论文,忽视实用研究和成果转化,导致一些科研人员埋头“攒”论文、“码”期刊,与农业生产关系更直接的实用技术则被轻视。
“培育一堆新品种不如发一篇SCI论文,那些搞实用成果研究的科研人员晋升职称都很难。我们有个副研究员花了28年时间才培育出了向日葵新品种SY809,增产效果明显,在西北地区甚至打败了美国的品种,并出口到苏丹等国家,但到现在都评不上研究员。”山西省农科院棉花研究所农业新技术推广办公室主任王晓民说,有的人则坐在办公室里,到地里数了数苗子,数了数虫子,查一查文献,发几篇“高级别”论文,就能评上正高职称。这种评价机制,严重挫伤了实用成果研究的积极性。
王晓民提到的这位科研人员叫黄增强。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他正在苏丹推广向日葵新品种。从1985年至今,他一共培育出了11个新品种,国家审定6个,省外审定5个。尽管他培育的向日葵新品种受到了市场的广泛认可,但在评职称时几乎起不了任何作用。
“现在评职称是重理论轻实践,评上研究员要求至少发表两篇SCI论文,可一个新品种培育出来只能发选育报告,基本上发不了SCI级别的论文,我现在已经死心了。”黄增强说。
由于评价机制不合理,一些农业科研人员在评职称时只能想各种“歪点子”。一位就职于某农业大学的教授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因为评职称主要是看论文,成果推广方面的工作几乎体现不出来。
他们曾想出一个办法,团队里轮到谁评职称,大伙就一起帮他发论文,用“互助”的方法解决团队成员的职称问题。
“农业科研机构有三类人:坐办公室的,待实验室的,还有下农村的。现在的人才评价导向对这些下农村的人很不公平,也容易形成科研人员不下田、研究和应用两张皮的问题。”一位科研管理者感叹。
山西省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所牧草课题组去年遭遇了一件烦心事。科研项目试验田需要两台铡草机,于是课题组在春天就报了政府采购项目,可直到9月份该铡草了,机器还没到。
“两三千元的小农机也要走政府采购,程序繁琐不说,还误了农时,实在是麻烦。”该研究所所长王宏伟无奈地说。
类似的烦心事在农业科研领域并不鲜见。从事核桃育种和技术推广的李建就常常遭遇这样的尴尬:年初预算做了农药费用3000元、浇地费用2000元,结果老天爷不按套路来,这一年虫害厉害,天气却涝得很,于是水费花不完,农药上的预算又不够了。“要想调整这个花销非常麻烦,需要附上厚厚一沓详细的说明,还得时时预备着审计来查。”
与其他科研领域不同,农业科研具有季节性强、生产周期长、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等特点,因此在当前僵化死板的科研经费管理体制面前更显桎梏重重。
一位曾参与果树推广项目的科研人员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农谚有“桃三杏四梨五年”的说法,就是说果树种下去需要3～5年才能挂果,而很多项目也就三五年的时间,还来不及见到成效就要进行项目资金审计,所以很多科研人员申请项目经费的积极性不高。
“育种也是一样,并不是匀速前行的,可能好几年都育不出一个好品种,也有可能两三年能出好几个。如果没有稳定持续的经费支持,很难让科研人员坐在‘冷板凳’上出成果。”王宏伟说,因为担心短短几年间做不出成果,很多搞育种的科研人员都是在手里有了品种之后才敢申报项目。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科研经费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力争让经费为人的创造性活动服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一些政策遭遇“梗阻”难以落地,使科研人员的获得感不强。
一位农业科研机构负责人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山西省在去年出台的文件中规定,科研机构用项目经费购买5万元以下的科研专用设备可以自行采购,但实际上却无法执行。“因为审计厅要求政府采购目录里的应采尽采,就是说只要纳入了目录得走统一采购流程,可财政厅的政府采购目录太全了,我们要采购物资想在上面找个没有的都找不到,所以实际上什么也自行采购不了。”
另一条“看上去很美”的政策是劳务费开支。有科研人员表示,山西省规定了项目负责人可从科研项目经费里每月开支3000元以内的劳务费,但是实际上这一规定并未落地。
农业农村部、科技部都有各自的经费管理办法,都规定了劳务费只能支付给没有工资收入的人。省里政策和部委政策有冲突,各单位不敢执行,担心不能通过部委项目的审计,而省级项目经费又太少,保证科研项目正常开展都有困难,更不可能开支劳务费。
“现在农业科技创新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新的政策措施不断出台,但原来老的体制机制还在发挥作用,导致部门之间常常‘打架’,你说东他说西,让科研人员无所适从,希望这种新旧体制之间的转换时间越短越好,摩擦越小越好,见效越快越好。”山西省农科院党委书记李斌说。
在太原城南主干道龙城大街的路旁,一片面积颇大、外观靓丽的建筑群格外引人注目。这是山西农业科研“主力军”山西省农科院的所在地。
“这几年搬进了新大楼,外人看起来很气派,但是大家感觉干劲儿不如以前了。”山西省农科院一位科研管理人员说,“过去省科技进步奖都是农科院包揽,但是近两三年农科院都没有拿过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了。”
科研人员积极性下降与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相关。作为全国事业单位改革试点,山西从2008年启动改革,根据改革要求,山西省农科院将原有生产经营性业务全部剥离,成为财政全额拨款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改革给农业科研人员提供了收入保障,但公益一类的体制束缚也影响了科研人员的活力和创造力。
“过去植保所的企业效益很好,我们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效低毒农药产品就有20多个。企业效益为职工创收,还能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但是改革中企业被砍掉了,非常可惜,这几年我们的专利怎么转化成了问题。”山西省农科院植保所所长范仁俊说,“我们想找企业没企业可找,想办企业又不允许,真的没办法。”
山西省农科院副院长王娟玲指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在大部分领域都没问题,但在现阶段的农业领域,整体效益较差,有实力的农业企业不多,尤其在一些欠发达地区,农业科研院所依然是创新的主体。“像在山西,脱贫攻坚的任务很重,有些技术比如有机旱作技术、矿区复垦技术,花上钱推都不一定推得开,更不用说挣钱了,没有企业愿意做。”
部分科研人员反映,被划分为公益一类单位后,山西省农科院过去的激励机制也一起被砍掉了。
山西省农科院办公室负责人说,原来院里有一套激励政策,比如发一篇SCI论文奖励5000元,被评为模范单位的所也有相应奖励,改革后由于预算里没有这项支出,过去的激励政策也无法再兑现。
收入较低也成为科研人员的心头痛。“同样是事业单位,公益二类的一所农业大学,我们的收入是人家的一半,其实我们并不比他们轻松、也不比他们差,这也让我们的科研人员都有一种不公平感,没有尊严。”王娟玲说。
一位从事棉花基础研究的副研究员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他现在一个月拿到手的工资大约4600元,而和他同样博士毕业在企业工作的同学每月收入都在1万元以上,差距太大。
收入过低造成了人才难留、人才难来。2017年山西省农科院招聘工作人员,仅有2名博士报考,且并非来自一流院校。
近两年,山西省农科院流失的博士已有8人,今年以来又有2人提出调离申请。“我们棉科所在过去5年流失了15名科研人员,只新招进来3个人,走的人大部分是硕士以上学历。”李朋波说。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离不开基层农业技术推广。近年来各地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受基层农技推广机构人员少、专业配置不合理、工作条件差等因素制约,农技推广仍然面临“最后一公里”难题。
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陶村镇张良村是一个纯农业村,村民们主要种植玉米、红薯,效益不高。村主任张金红说,近年来村民们看到邻村盖蔬菜大棚挣了钱,也想种,但种大棚是个技术活儿,啥时候下种,施多少肥,浇多少水,温度、湿度怎么控制,村民们不懂,谁也不敢尝试。
“现在的农民不掌握几门技术,搞生产就像盲人走路。但是现在村里见到的所谓技术人员,多数以销售种子、农药为主,所提供的技术有明显的倾向性,村民们都有所顾忌。”张金红说,我们农民都希望政府的农技专家常下乡、多下乡,送一些易学的实用技术到田间地头。
这几年,不少农民已尝到了农业科技的甜头,测土配方、病虫害防治、无公害生产等技术进步是农民致富路上的助推器。但一些农民反映,基层农技人员太少了,多数处于“坐诊”状态,缺乏服务热情。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线断、网破、人散”现象虽有所改变,但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如何保证有人推广服务、愿意推广服务、高效推广服务还存在不少困难。部分基层农技站存在人员短缺、年龄偏大、专业知识缺乏等问题。
“远看像要饭的,近看像烧炭的,一问是农技站的。”运城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王世生说,这首曾广为流传的打油诗虽然有点夸张,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层农技人员的生存状况。
王海雷是运城市盐湖区王范乡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站站长,他在基层农技推广站工作20多年了,现在每月工资4000元左右。王海雷说,农技推广员工作特别辛苦,有时还被抽调干其他工作。“我们站本来就只有4个人,只有我一个男的,还借调走了2个,干这个工作要天天和农民打交道,很辛苦,没人愿意待在这里。”
经费困难也是制约农技推广的主要因素之一。据了解,很多地方连下乡补贴都没有,基础设施滞后,缺乏必要的检验监测设备、交通工具和办公场所也严重制约着农业技术在基层的推广。
一位基层老农技人员坦言:“没有物质保障,农技站怎么能开拓性地完成繁重的农技推广任务呢?”
王世生等人认为,改变农技站目前的尴尬,要探索多元化的推广服务机制,对现有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进行优化整合,合理设置机构,建立和完善县、乡、村三级农技服务网络,以制度、待遇吸引更多年轻的农业科技人才投身于基层的农业科技推广,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能下得去、干得住、做得好。
此外,各地需设立农技推广专项经费,及时解决基层农业科技人员断层问题,增强人才与政策扶持力度,调动农技推广人员的积极性,建立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着农民赚。”这句话,运城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王世生总挂在嘴边。
话糙理不糙,在当前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正需要加快农业创新步伐、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推广,从而提升农业科技对产业发展的贡献度,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农业发展；正需要理顺体制激发活力,需要各级农技推广部门深入基层。
把庄稼当书本,把农民当学生,根据农事季节和活动,主动邀请农业院校、科研单位、农技推广部门的专家,面对面、手把手传授农民实用技术,对农民开展全程技术跟踪服务,把“田间学堂”建在地头,做到服务到田间、技术到地块。
要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必须增加对科技成果转化的资金投入,一是政府财政每年应按一定比例安排科技成果转化经费,二是设立重大科技成果推广经费,三是通过制度创新,改革农技推广项目的拨款制度,建立推广项目的基金管理制度。
结合农业科技成果的社会公益性属性,政府应当加大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投入,以政府投入撬动市场。山西省农科院研究员姚建民认为,在转化的过程中,要优化资源配置,将各项资金捆绑起来,一揽子协同推广,把财政的钱花好,避免出现重复立项、资源分散、甚至保护落后技术的情况。
在当前市场环境不完善、成果转化机制不健全、农业科技企业不成熟的情况下,对于农业科研机构应给予更宽松更具倾斜性的政策。山西省农科院副院长王娟玲强调应当通过严格管理、清晰产权、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前提下,允许他们搞自己的转化平台,促转化,增收益,允许成果转化收入、技术服务收入、国有资产出租出借收入留在本单位作为奖励激励资金,不抵消本级预算。
人才是科技创新中最核心的要素,人才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要持续推进对农业科研院所的“放管服”改革,应当为科研人员潜心研究营造良好环境,包括进一步简政放权,扩大高校、科研院所自主权,同时强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科研人员简除烦苛、松绑减负。
此外,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当不断探索实践,建立科学的成果评价体系。对于高校和农业科研院所,可以探索职称评聘分类评价,如设推广员职称序列、设农业推广教授等。
针对农业科技成果实用性不强、商品化和市场化程度不高,还不能完全满足农业生产需求的实际情况,要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方式,建立“专家+农户”“专家+家庭农场”“专家+基地”等模式,完善与农业相适应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及推广服务体系,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社会化、转化形式的多样化,进一步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提高优势农产品科技含量。
农技推广要以项目为切入点,通过项目实施,把农民能看、农民能学、农民能干、农民能赚的最新农业科技成果,做成“没有围墙的学校、没有黑板的课堂”,把培训课堂搬到田间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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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7-06 ） 稿件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调查观察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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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看像要饭的,近看像烧炭的,一问是农技站的。”现代农业发展亟须农业科技作为重要的支撑力量,可一些地区的农技推广长期处于“线断、网破、人散”的状态,科技转化倒在“最后一公里”
新的农业科技创新政策不断出台,但老的体制机制还在发挥作用,导致部门之间常常“打架”,让科研人员无所适从,希望这种新旧之间的转换时间越短越好,摩擦越小越好,见效越快越好
本报记者吕梦琦、王飞航、马晓媛
一场降雨过后,望着黄河岸边一片片郁郁葱葱的枣树林,43岁的刘清平不禁无奈摇头:这些十几年前曾带给他们致富希望的枣树,如今却让他们失望不已。
“打下的枣卖不出去,卖枣的钱还不够雇人打枣,种它还有什么用?今年说啥也不种了,还不如砍掉枣树种点别的。”刘清平说。
刘清平是山西省临县克虎镇人,他家里种了10多亩红枣,去年每亩收了将近400斤,但直到今年2月初,竟连一个收枣的人都没来,种的枣一斤也没卖出去。
后来有人进村收烂枣,他只能将好枣掺着烂枣一起卖了3000多斤,1斤1毛钱。“再不卖就更没办法了,枣子堆在这儿,每天都要烂一片,都烂了一大半了。”
刘清平说:“我家的红枣是传统木枣,品种比较落后,而且容易裂果,竞争力不如外地枣,不改良升级可能以后很难有好的收益,与其留在地里,还不如砍掉。”
刘清平的遭遇,是当前农业领域存在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正因如此,去年初,在《农业部关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意见》中,提出推动创新驱动,增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
如今,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在各项改革措施的带动下,农业科技创新不断释放新的活力,极大地推动了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然而,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发现,在农业科技转化上仍有一些“顽疾”亟待破解,有的环节还出现新的“梗阻”,制约了农业科技在推动实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作用。
生物技术楼里拥挤不堪,很多仪器设备只能摆在楼道里；行政楼楼顶一些地方已经塌陷漏雨,一栋抗战时期建设的楼房已成为危房却仍在使用……这是山西省农科院棉花研究所的现状。
谈到目前的科研现状,研究所党委书记李朋波显得十分无奈,“现在科研人员普遍积极性不高,体制上的制约也让单位缺乏激发科研活力的能力。”李朋波表示,研究所的研究成果中新品种是大头,这些年他们一共培育出了115个作物新品种,但真正能转让出去的寥寥无几。效果最好的是向日葵新品种,已占领大西北市场,但转让费也仅有几十万元。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发现,类似情况在农业科研中并不少见。有些耗资上百万元的农业科研项目在结题后,成果就被束之高阁,科研人员缺乏成果推广转化的动力。
深挖背后的原因,固然囿于一部分农业科研成果质量不高的现实,病灶之根更在农业科研体制长久以来存在的体制弊端。
不少农业科研人员表示,目前农业科研的评价机制导向上存在偏差,更看重论文,忽视实用研究和成果转化,导致一些科研人员埋头“攒”论文、“码”期刊,与农业生产关系更直接的实用技术则被轻视。
“培育一堆新品种不如发一篇SCI论文,那些搞实用成果研究的科研人员晋升职称都很难。我们有个副研究员花了28年时间才培育出了向日葵新品种SY809,增产效果明显,在西北地区甚至打败了美国的品种,并出口到苏丹等国家,但到现在都评不上研究员。”山西省农科院棉花研究所农业新技术推广办公室主任王晓民说,有的人则坐在办公室里,到地里数了数苗子,数了数虫子,查一查文献,发几篇“高级别”论文,就能评上正高职称。这种评价机制,严重挫伤了实用成果研究的积极性。
王晓民提到的这位科研人员叫黄增强。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他正在苏丹推广向日葵新品种。从1985年至今,他一共培育出了11个新品种,国家审定6个,省外审定5个。尽管他培育的向日葵新品种受到了市场的广泛认可,但在评职称时几乎起不了任何作用。
“现在评职称是重理论轻实践,评上研究员要求至少发表两篇SCI论文,可一个新品种培育出来只能发选育报告,基本上发不了SCI级别的论文,我现在已经死心了。”黄增强说。
由于评价机制不合理,一些农业科研人员在评职称时只能想各种“歪点子”。一位就职于某农业大学的教授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因为评职称主要是看论文,成果推广方面的工作几乎体现不出来。
他们曾想出一个办法,团队里轮到谁评职称,大伙就一起帮他发论文,用“互助”的方法解决团队成员的职称问题。
“农业科研机构有三类人:坐办公室的,待实验室的,还有下农村的。现在的人才评价导向对这些下农村的人很不公平,也容易形成科研人员不下田、研究和应用两张皮的问题。”一位科研管理者感叹。
山西省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所牧草课题组去年遭遇了一件烦心事。科研项目试验田需要两台铡草机,于是课题组在春天就报了政府采购项目,可直到9月份该铡草了,机器还没到。
“两三千元的小农机也要走政府采购,程序繁琐不说,还误了农时,实在是麻烦。”该研究所所长王宏伟无奈地说。
类似的烦心事在农业科研领域并不鲜见。从事核桃育种和技术推广的李建就常常遭遇这样的尴尬:年初预算做了农药费用3000元、浇地费用2000元,结果老天爷不按套路来,这一年虫害厉害,天气却涝得很,于是水费花不完,农药上的预算又不够了。“要想调整这个花销非常麻烦,需要附上厚厚一沓详细的说明,还得时时预备着审计来查。”
与其他科研领域不同,农业科研具有季节性强、生产周期长、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等特点,因此在当前僵化死板的科研经费管理体制面前更显桎梏重重。
一位曾参与果树推广项目的科研人员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农谚有“桃三杏四梨五年”的说法,就是说果树种下去需要3～5年才能挂果,而很多项目也就三五年的时间,还来不及见到成效就要进行项目资金审计,所以很多科研人员申请项目经费的积极性不高。
“育种也是一样,并不是匀速前行的,可能好几年都育不出一个好品种,也有可能两三年能出好几个。如果没有稳定持续的经费支持,很难让科研人员坐在‘冷板凳’上出成果。”王宏伟说,因为担心短短几年间做不出成果,很多搞育种的科研人员都是在手里有了品种之后才敢申报项目。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科研经费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力争让经费为人的创造性活动服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一些政策遭遇“梗阻”难以落地,使科研人员的获得感不强。
一位农业科研机构负责人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山西省在去年出台的文件中规定,科研机构用项目经费购买5万元以下的科研专用设备可以自行采购,但实际上却无法执行。“因为审计厅要求政府采购目录里的应采尽采,就是说只要纳入了目录得走统一采购流程,可财政厅的政府采购目录太全了,我们要采购物资想在上面找个没有的都找不到,所以实际上什么也自行采购不了。”
另一条“看上去很美”的政策是劳务费开支。有科研人员表示,山西省规定了项目负责人可从科研项目经费里每月开支3000元以内的劳务费,但是实际上这一规定并未落地。
农业农村部、科技部都有各自的经费管理办法,都规定了劳务费只能支付给没有工资收入的人。省里政策和部委政策有冲突,各单位不敢执行,担心不能通过部委项目的审计,而省级项目经费又太少,保证科研项目正常开展都有困难,更不可能开支劳务费。
“现在农业科技创新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新的政策措施不断出台,但原来老的体制机制还在发挥作用,导致部门之间常常‘打架’,你说东他说西,让科研人员无所适从,希望这种新旧体制之间的转换时间越短越好,摩擦越小越好,见效越快越好。”山西省农科院党委书记李斌说。
在太原城南主干道龙城大街的路旁,一片面积颇大、外观靓丽的建筑群格外引人注目。这是山西农业科研“主力军”山西省农科院的所在地。
“这几年搬进了新大楼,外人看起来很气派,但是大家感觉干劲儿不如以前了。”山西省农科院一位科研管理人员说,“过去省科技进步奖都是农科院包揽,但是近两三年农科院都没有拿过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了。”
科研人员积极性下降与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相关。作为全国事业单位改革试点,山西从2008年启动改革,根据改革要求,山西省农科院将原有生产经营性业务全部剥离,成为财政全额拨款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改革给农业科研人员提供了收入保障,但公益一类的体制束缚也影响了科研人员的活力和创造力。
“过去植保所的企业效益很好,我们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效低毒农药产品就有20多个。企业效益为职工创收,还能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但是改革中企业被砍掉了,非常可惜,这几年我们的专利怎么转化成了问题。”山西省农科院植保所所长范仁俊说,“我们想找企业没企业可找,想办企业又不允许,真的没办法。”
山西省农科院副院长王娟玲指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在大部分领域都没问题,但在现阶段的农业领域,整体效益较差,有实力的农业企业不多,尤其在一些欠发达地区,农业科研院所依然是创新的主体。“像在山西,脱贫攻坚的任务很重,有些技术比如有机旱作技术、矿区复垦技术,花上钱推都不一定推得开,更不用说挣钱了,没有企业愿意做。”
部分科研人员反映,被划分为公益一类单位后,山西省农科院过去的激励机制也一起被砍掉了。
山西省农科院办公室负责人说,原来院里有一套激励政策,比如发一篇SCI论文奖励5000元,被评为模范单位的所也有相应奖励,改革后由于预算里没有这项支出,过去的激励政策也无法再兑现。
收入较低也成为科研人员的心头痛。“同样是事业单位,公益二类的一所农业大学,我们的收入是人家的一半,其实我们并不比他们轻松、也不比他们差,这也让我们的科研人员都有一种不公平感,没有尊严。”王娟玲说。
一位从事棉花基础研究的副研究员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他现在一个月拿到手的工资大约4600元,而和他同样博士毕业在企业工作的同学每月收入都在1万元以上,差距太大。
收入过低造成了人才难留、人才难来。2017年山西省农科院招聘工作人员,仅有2名博士报考,且并非来自一流院校。
近两年,山西省农科院流失的博士已有8人,今年以来又有2人提出调离申请。“我们棉科所在过去5年流失了15名科研人员,只新招进来3个人,走的人大部分是硕士以上学历。”李朋波说。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离不开基层农业技术推广。近年来各地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受基层农技推广机构人员少、专业配置不合理、工作条件差等因素制约,农技推广仍然面临“最后一公里”难题。
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陶村镇张良村是一个纯农业村,村民们主要种植玉米、红薯,效益不高。村主任张金红说,近年来村民们看到邻村盖蔬菜大棚挣了钱,也想种,但种大棚是个技术活儿,啥时候下种,施多少肥,浇多少水,温度、湿度怎么控制,村民们不懂,谁也不敢尝试。
“现在的农民不掌握几门技术,搞生产就像盲人走路。但是现在村里见到的所谓技术人员,多数以销售种子、农药为主,所提供的技术有明显的倾向性,村民们都有所顾忌。”张金红说,我们农民都希望政府的农技专家常下乡、多下乡,送一些易学的实用技术到田间地头。
这几年,不少农民已尝到了农业科技的甜头,测土配方、病虫害防治、无公害生产等技术进步是农民致富路上的助推器。但一些农民反映,基层农技人员太少了,多数处于“坐诊”状态,缺乏服务热情。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线断、网破、人散”现象虽有所改变,但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如何保证有人推广服务、愿意推广服务、高效推广服务还存在不少困难。部分基层农技站存在人员短缺、年龄偏大、专业知识缺乏等问题。
“远看像要饭的,近看像烧炭的,一问是农技站的。”运城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王世生说,这首曾广为流传的打油诗虽然有点夸张,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层农技人员的生存状况。
王海雷是运城市盐湖区王范乡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站站长,他在基层农技推广站工作20多年了,现在每月工资4000元左右。王海雷说,农技推广员工作特别辛苦,有时还被抽调干其他工作。“我们站本来就只有4个人,只有我一个男的,还借调走了2个,干这个工作要天天和农民打交道,很辛苦,没人愿意待在这里。”
经费困难也是制约农技推广的主要因素之一。据了解,很多地方连下乡补贴都没有,基础设施滞后,缺乏必要的检验监测设备、交通工具和办公场所也严重制约着农业技术在基层的推广。
一位基层老农技人员坦言:“没有物质保障,农技站怎么能开拓性地完成繁重的农技推广任务呢?”
王世生等人认为,改变农技站目前的尴尬,要探索多元化的推广服务机制,对现有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进行优化整合,合理设置机构,建立和完善县、乡、村三级农技服务网络,以制度、待遇吸引更多年轻的农业科技人才投身于基层的农业科技推广,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能下得去、干得住、做得好。
此外,各地需设立农技推广专项经费,及时解决基层农业科技人员断层问题,增强人才与政策扶持力度,调动农技推广人员的积极性,建立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着农民赚。”这句话,运城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王世生总挂在嘴边。
话糙理不糙,在当前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正需要加快农业创新步伐、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推广,从而提升农业科技对产业发展的贡献度,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农业发展；正需要理顺体制激发活力,需要各级农技推广部门深入基层。
把庄稼当书本,把农民当学生,根据农事季节和活动,主动邀请农业院校、科研单位、农技推广部门的专家,面对面、手把手传授农民实用技术,对农民开展全程技术跟踪服务,把“田间学堂”建在地头,做到服务到田间、技术到地块。
要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必须增加对科技成果转化的资金投入,一是政府财政每年应按一定比例安排科技成果转化经费,二是设立重大科技成果推广经费,三是通过制度创新,改革农技推广项目的拨款制度,建立推广项目的基金管理制度。
结合农业科技成果的社会公益性属性,政府应当加大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投入,以政府投入撬动市场。山西省农科院研究员姚建民认为,在转化的过程中,要优化资源配置,将各项资金捆绑起来,一揽子协同推广,把财政的钱花好,避免出现重复立项、资源分散、甚至保护落后技术的情况。
在当前市场环境不完善、成果转化机制不健全、农业科技企业不成熟的情况下,对于农业科研机构应给予更宽松更具倾斜性的政策。山西省农科院副院长王娟玲强调应当通过严格管理、清晰产权、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前提下,允许他们搞自己的转化平台,促转化,增收益,允许成果转化收入、技术服务收入、国有资产出租出借收入留在本单位作为奖励激励资金,不抵消本级预算。
人才是科技创新中最核心的要素,人才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要持续推进对农业科研院所的“放管服”改革,应当为科研人员潜心研究营造良好环境,包括进一步简政放权,扩大高校、科研院所自主权,同时强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科研人员简除烦苛、松绑减负。
此外,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当不断探索实践,建立科学的成果评价体系。对于高校和农业科研院所,可以探索职称评聘分类评价,如设推广员职称序列、设农业推广教授等。
针对农业科技成果实用性不强、商品化和市场化程度不高,还不能完全满足农业生产需求的实际情况,要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方式,建立“专家+农户”“专家+家庭农场”“专家+基地”等模式,完善与农业相适应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及推广服务体系,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社会化、转化形式的多样化,进一步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提高优势农产品科技含量。
农技推广要以项目为切入点,通过项目实施,把农民能看、农民能学、农民能干、农民能赚的最新农业科技成果,做成“没有围墙的学校、没有黑板的课堂”,把培训课堂搬到田间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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