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上海市档案馆举办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家风》实物展,观后令人感慨。　　

　　以德传家是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在他们身上,家国同重,亲人与国人都是挚爱。冷少农,年仅32岁便被敌人杀害。他在给母亲信中写道:“我是把我的孝,移去孝顺大多数痛苦的人类,忠实地去为他们努力。”俞秀松烈士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我在最近的将来恐怕还不能帮助家中什么,这实在没法想呢。请你们暂且恕我,我将必定要总报答我最可爱的人类!”彭湃烈士狱中作别妻子:“从此永别,望妹努力前进,兄谢你的爱。”王孝和烈士在给妻子的遗言中写道:“你要挺住,要活下去,把孩子抚养成人,告诉孩子,父亲是被谁杀的,教育孩子一定要继承父志。”李白烈士给妻子最后一封信中写道:“我在这里一切自知保重,尽管可放心。家庭困苦,望你善自料理,并好好抚养孩子为重。”

　　以学兴家,共产党人的家风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又注重兼容并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鼓励出类拔萃,有用于社会。1947年,毛泽东在给儿子毛岸英的信中写道:“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者做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1956年,刘少奇在给儿子刘允若的信中写道:“我劝你安下心来,学好一门专业,再讲别的。”邓小平教育自己的孙辈:“你们要学点本事为国家作贡献,大本事没有,小本事、中本事总要靠自己去锻炼。”邓中夏烈士给狱中妻子的信中写道:“牢狱是极好的研究室呀!每天读书,又可以消却寂寞烦恼。”

　　以俭持家,以俭养德。无论是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展出中的共产党人始终叮咛家人远离奢华,守好艰苦朴素这一传家宝。彭德怀嘱咐侄子:“生活上要向低标准看齐,思想上、工作上向高标准看齐。”徐特立教育子女:“我希望你们每一日每一时都不要只为自己着想,上半晚想自己的困难,下半晚一定要想群众的困难,以及政府的困难,机关负责人的困难。”1957年3月,谢觉哉回家乡旧居,湖南宁乡县委安排一个厨师帮助照顾生活,他当即婉言谢绝。同时,谢觉哉嘱咐在家务农的儿子“不要去排队为我买油买肉”,“农民吃什么我也吃什么”。陈毅与习仲勋都要求子女穿土布衣,大孩子穿了再轮给小的孩子穿。

　　以严治家,公私分明,展现了鲜明的共产党人本色。毛泽东的“家风三原则”是: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后多次利用休息日在中南海西花厅召开家庭会议,语重心长地教育晚辈要过好“五关——思想关、政治关、亲属关、社会关和生活关,制定了十条家规,其中包括“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有一次在湖南宁乡的谢觉哉二儿子谢子谷到了北京,要求他安排工作。谢觉哉却说:“全国刚解放,上头下头,下头更需要人,你有文化,还是回乡工作好。”谢子谷遵照父亲的嘱咐,回县里从事党的教育事业。1975年9月,张闻天的女儿维英、引娣去无锡看望父亲。长女维英在上海兽毛厂当临时工,次女引娣是上海自行车一厂工人。这次是父女分别了十多年后的重逢。张闻天听罢女儿述说生活的艰难后,语重心长地说:“革命者的后代应该像人民一样地生活。”1972年,在新疆劳动10年的张闻天儿子张虹生到肇庆探望父母。虹生向父亲提出能否向组织申请调动工作照顾父母。张闻天说:“国家有困难,不能提。”

　　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初中毕业后,没能考上高中,兰考几家单位提出为她安排工作,话务员、教师、县委干事……但很快被父亲泼了冷水,“书记的女儿不能高人一等,只能带头艰苦,不能有任何特殊”。于是将她安排进兰考的食品加工厂当临时工,在最艰苦的岗位上进行劳动改造。

　　以廉守家,赢得人民对共产党的信任。方志敏烈士在江西领导革命时,他的亲属生活非常困难。有一次,方志敏的婶婶带着他的母亲金香莲,走了几十里山路找到方志敏,想让儿子拿点饷银给母亲做条裤子。方志敏含泪告诉母亲:“我是省苏维埃主席,可当的是穷人的主席。饷银嘛,将来会发,现在没有。家庭生活困难我也知道,但都是暂时的艰苦,将来会过上好日子的。”1950年春,陈毅的父母从四川老家千里迢迢到上海看望阔别20年时任上海市长的儿子。陈毅向父母坦率地提出:“你们也要遵守革命纪律,我们来个约法三章好不好?一、不得随意动用公车；二、不要借用我这个市长的名义外出办事；三、没有特别的事,不要随意外出。”杨善洲留下的一张空白表格引人关注,按政策他的家人都可以办理“农转非”,杨善洲却主动放弃,将申请表锁进了抽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