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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一起干 好坏有人判 事事有人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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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桐乡:德治法治自治相结合,“三治”建设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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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5-15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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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第一次读到十九大报告中的这段文字,徐晓叶内心有些惊喜。
徐晓叶是浙江省桐乡市高桥街道党委副书记。2013年开始,桐乡推进德治、法治、自治相结合的“三治”建设,试点就在高桥街道。她没有想到,坚持了四年多,“三治”模式正好契合十九大报告精神。按照最初设想,“三治”分别在桐乡三个镇开展试点:“德治”在高桥镇,“法治”在濮院镇,“自治”在梧桐镇。设想很好,但具体实践时发现,三种手段很难分开。于是,桐乡市委市政府决定在高桥街道开展“三治合一”试点。
新建的高速铁路将高桥街道越丰村分成了南北两半,赶上拆迁的村民不仅新建了住宅,符合条件的还能购买养老保险,日子一下子宽裕起来。但没涉及拆迁的村民,就没有这些待遇。现实和预期皆不平衡,这个村开始变得复杂。
“趁着安置拆迁户的新村点建设,我们打算更新村里所有的路灯,通村村路也拓宽一些,结果发现工作难做。”越丰村党支部书记沈春雷举例说,村里一块2000平方米的土地已经依法征用完毕,计划建设农民广场,可是部分村民在里面种了蔬菜,等到工程设备进场时,被他们拦了下来。
“越丰村原先是一个德孝村,有思想基础。我们就请村里的道德评判团‘出马’。”徐晓叶说,由党员代表和德高望重的村民代表组成的道德评判团,做思想工作要比街道和村干部“超脱”。
这位基层女干部回顾了不久前发生在田间地头的一次劝说——
“我这个大蒜,拿到菜场去卖,七八块钱一斤,你们要铲掉,至少要赔80块。”一位朱姓老太太提出条件,否则不让挖掘机进入。
“可是你在已征用地上免费种了两年,也吃了两年,这账怎么算?”一位道德评判团成员反驳。
“你都拿上了养老金,不差这点。而且村里提前通知自己清理,别人家都清理了。”又一位评判团成员劝说她。
……
道德评判团劝说形成的舆论压力,促使大蒜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借助道德评判团的力量,越丰村其他问题也逐步得到解决,比如垃圾分类、河道疏浚等。沈春雷欣喜地说,在新村点绿地建设中,道德评判团成员轮流值班,项目推进很顺利,3月开工,5月就能完成。
除了道德评判团,桐乡各乡镇陆续建立起法律服务团、百事服务团、百姓议事会和乡贤参事会。如今,“两会三团”已经成为桐乡基层治理的标配,成为“三治”建设的主要抓手。
在屠甸镇荣星村,浙江星马针织制衣有限公司董事长魏建华,半年前当选乡贤参事会会长。荣星村党支部书记金福良评价他,“这位乡贤的话很管用”。
魏建华是土生土长的荣星村人,企业做得风生水起,解决了本村以及周边几个村60%的富余劳动力,同时十分关心村里事务,累计出资400万元安装自来水、修路筑桥、建文化礼堂等。
这位乡贤说话之所以管用,并非简单“财大气粗”。从1990年创业至今,不但企业没有离开过荣星村,而且本人常住荣星村,对本村家长里短十分了解。
魏建华说,协调村民矛盾时,一般是上门劝说,必要时也要动用一点人脉资源,比如帮助矛盾一方的子女解决就业。
魏建华和村支书金福良年龄相仿,私交甚好,但也有“意见分歧”的时候。拓宽通组道路,村委从财力出发决定先按5米宽的标准来修。魏建华眼光较高,建议直接修到7米宽,“前期标准高一点,后期就少折腾”。
“该提的要求要提,但最后肯定要尊重村委的决定。”这位乡贤参事会会长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三治”模式推广过程中,一些乡镇结合自身特点进行了创新。
桐乡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会址。为保障大会顺利召开,“乌镇管家”发挥了特殊作用。
“民合菜场里两人发生口角,一人看似受伤。”3月13日,“乌镇管家”王建忠通过微信将这一情况上传到乌镇管家联动中心。
联动中心接报后,又在线将情况反馈给乌镇司法所。不到12小时,矛盾得到处理:“经调处,张小狗赔偿姚金根2200元,纠纷到此结束”。
在桐乡,“北有西城大妈,南有乌镇管家”的口号已经叫响。这支3000多人的管家队伍,由不同职业人群组成,平时穿梭在乌镇的大街小巷,通过互联网技术将百姓的需求和不文明的现象上传到管理部门。互联网大会期间,积极配合公安民警参与管控。2017年,乌镇管家联动中心共处理了27000条各类信息。
“大事一起干、好坏有人判、事事有人帮”,“三治”模式提升了桐乡的平安建设水平。2017年,桐乡成功夺得象征浙江省平安创建的最高奖项——“平安金鼎”。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研究员高小平调研后认为,“三治”模式找到了社会治理的基本逻辑,探索出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发挥了社会自治组织在配置社会资源中的作用,能调动各方积极性,促使社会治理的重心下移。
(本报记者黄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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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桐乡:德治法治自治相结合,“三治”建设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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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5-15 ） 稿件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要 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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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桐乡:德治法治自治相结合,“三治”建设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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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第一次读到十九大报告中的这段文字,徐晓叶内心有些惊喜。
徐晓叶是浙江省桐乡市高桥街道党委副书记。2013年开始,桐乡推进德治、法治、自治相结合的“三治”建设,试点就在高桥街道。她没有想到,坚持了四年多,“三治”模式正好契合十九大报告精神。按照最初设想,“三治”分别在桐乡三个镇开展试点:“德治”在高桥镇,“法治”在濮院镇,“自治”在梧桐镇。设想很好,但具体实践时发现,三种手段很难分开。于是,桐乡市委市政府决定在高桥街道开展“三治合一”试点。
新建的高速铁路将高桥街道越丰村分成了南北两半,赶上拆迁的村民不仅新建了住宅,符合条件的还能购买养老保险,日子一下子宽裕起来。但没涉及拆迁的村民,就没有这些待遇。现实和预期皆不平衡,这个村开始变得复杂。
“趁着安置拆迁户的新村点建设,我们打算更新村里所有的路灯,通村村路也拓宽一些,结果发现工作难做。”越丰村党支部书记沈春雷举例说,村里一块2000平方米的土地已经依法征用完毕,计划建设农民广场,可是部分村民在里面种了蔬菜,等到工程设备进场时,被他们拦了下来。
“越丰村原先是一个德孝村,有思想基础。我们就请村里的道德评判团‘出马’。”徐晓叶说,由党员代表和德高望重的村民代表组成的道德评判团,做思想工作要比街道和村干部“超脱”。
这位基层女干部回顾了不久前发生在田间地头的一次劝说——
“我这个大蒜,拿到菜场去卖,七八块钱一斤,你们要铲掉,至少要赔80块。”一位朱姓老太太提出条件,否则不让挖掘机进入。
“可是你在已征用地上免费种了两年,也吃了两年,这账怎么算?”一位道德评判团成员反驳。
“你都拿上了养老金,不差这点。而且村里提前通知自己清理,别人家都清理了。”又一位评判团成员劝说她。
……
道德评判团劝说形成的舆论压力,促使大蒜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借助道德评判团的力量,越丰村其他问题也逐步得到解决,比如垃圾分类、河道疏浚等。沈春雷欣喜地说,在新村点绿地建设中,道德评判团成员轮流值班,项目推进很顺利,3月开工,5月就能完成。
除了道德评判团,桐乡各乡镇陆续建立起法律服务团、百事服务团、百姓议事会和乡贤参事会。如今,“两会三团”已经成为桐乡基层治理的标配,成为“三治”建设的主要抓手。
在屠甸镇荣星村,浙江星马针织制衣有限公司董事长魏建华,半年前当选乡贤参事会会长。荣星村党支部书记金福良评价他,“这位乡贤的话很管用”。
魏建华是土生土长的荣星村人,企业做得风生水起,解决了本村以及周边几个村60%的富余劳动力,同时十分关心村里事务,累计出资400万元安装自来水、修路筑桥、建文化礼堂等。
这位乡贤说话之所以管用,并非简单“财大气粗”。从1990年创业至今,不但企业没有离开过荣星村,而且本人常住荣星村,对本村家长里短十分了解。
魏建华说,协调村民矛盾时,一般是上门劝说,必要时也要动用一点人脉资源,比如帮助矛盾一方的子女解决就业。
魏建华和村支书金福良年龄相仿,私交甚好,但也有“意见分歧”的时候。拓宽通组道路,村委从财力出发决定先按5米宽的标准来修。魏建华眼光较高,建议直接修到7米宽,“前期标准高一点,后期就少折腾”。
“该提的要求要提,但最后肯定要尊重村委的决定。”这位乡贤参事会会长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三治”模式推广过程中,一些乡镇结合自身特点进行了创新。
桐乡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会址。为保障大会顺利召开,“乌镇管家”发挥了特殊作用。
“民合菜场里两人发生口角,一人看似受伤。”3月13日,“乌镇管家”王建忠通过微信将这一情况上传到乌镇管家联动中心。
联动中心接报后,又在线将情况反馈给乌镇司法所。不到12小时,矛盾得到处理:“经调处,张小狗赔偿姚金根2200元,纠纷到此结束”。
在桐乡,“北有西城大妈,南有乌镇管家”的口号已经叫响。这支3000多人的管家队伍,由不同职业人群组成,平时穿梭在乌镇的大街小巷,通过互联网技术将百姓的需求和不文明的现象上传到管理部门。互联网大会期间,积极配合公安民警参与管控。2017年,乌镇管家联动中心共处理了27000条各类信息。
“大事一起干、好坏有人判、事事有人帮”,“三治”模式提升了桐乡的平安建设水平。2017年,桐乡成功夺得象征浙江省平安创建的最高奖项——“平安金鼎”。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研究员高小平调研后认为,“三治”模式找到了社会治理的基本逻辑,探索出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发挥了社会自治组织在配置社会资源中的作用,能调动各方积极性,促使社会治理的重心下移。
(本报记者黄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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