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贵阳2月28日电(记者何天文、杨洪涛、向定杰)冬去春来,贵州山区春光融融。春节后上班第二天,贵州榕江县定威乡干部和驻村工作队带领贫困户上山种了200多棵花椒树。“我们一定把树苗管护好,让花椒树成为‘摇钱树’。”今年38岁的贫困户文昌明说。

　　文昌明所在的定威乡是贵州20个极贫乡镇之一。2016年9月,贵州在全省确定了包括定威乡在内的20个极贫乡镇,由20位省级领导挂帅定点帮扶,吹响攻克深度贫困的冲锋号。一年多来,贵州省采取超常规手段,集中财力、人力、物力“攻坚拔寨”,极贫乡镇面貌发生可喜变化。

　　贵州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贫困山区行路难长期制约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加勉乡因大山阻隔、交通闭塞,许多村民生活贫困。“不通公路,大家干啥都没劲头,也没盼头。”加勉乡污扣村村民梁金龙说。

　　“交通落后是致贫主因。”贵州省交通运输厅驻当地脱贫攻坚指挥部联络员潘昌明说,加勉乡被列入极贫乡镇后,要素资源同步聚焦,投入力度前所未有,仅全省交通系统就有近50人常驻,几十条通组路、产业路相继动工。至2017年底,全乡20个行政村80个村民组告别泥泞的山间小路,“现在水泥路通到家门口,大家饲养的香猪终于卖上了好价钱,脱贫增收有信心了。”梁金龙说。

　　按照规划,贵州从全省脱贫攻坚基金中单列“极贫乡镇脱贫攻坚子基金”170多亿元,其中40%以上资金投向交通。记者在部分极贫乡镇一些村寨看到,经过一年多的精准施策“破瓶颈、补短板”,水泥路、自来水已进村到户,一些连接城镇或高速公路的主干道,正在加紧改造。

　　“乌江水呀波连波,两岸山坡石头多,一天到晚山里转,天亮起来挑水喝。”这首民谣道出了武陵山区铜仁市德江县桶井乡群众吃水难的无奈。桶井乡党委书记吴飞介绍,近年来全乡从可整合的20多亿元扶贫资金中,拿出一半以上用于改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村民守着乌江吃水难的境况正在改变。

　　随着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的改善,深度贫困地区纷纷结合自身优势,因地制宜谋划产业脱贫。

　　地处滇黔桂石漠化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晴隆县三宝彝族乡山高坡陡、土地贫瘠,但森林覆盖率高达70%以上,是发展林下养殖的天然“宝地”。记者在干塘村看到,规范化建设的一排排鸡舍和成群的土鸡在山林中若隐若现。合作社负责人王箭说,土鸡养殖基地是他和另外3名大学生合伙建的,因为是原生态无污染的自由放养,一只4斤重的土鸡能卖80多元,去年以来已卖出两三批,很受市场欢迎。

　　“他们有头脑有技术,在政府支持下,正带动越来越多的贫困户脱贫致富。”三宝乡乡长熊明会说,在当地,这样的返乡创业大学生还有好几个。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鲁容乡地处河谷地带,过去当地主要种甘蔗和花生,产业结构单一,农民脱贫增收缓慢。曾任鲁容乡科技副乡长的贞丰县农业园区办副主任柳家龙说,近年来,当地政府利用山地资源优势,引导农民大力种植芒果、百香果、西贡蕉、火龙果等特色水果,一批贫困户已开始摆脱贫困。

　　安顺市紫云县大营镇许多村民长期以种植玉米勉强填饱肚子。如今,当地引进一家农牧科技公司兴建110个家庭农场发展肉鸡和生猪养殖,采取“公司+家庭农场+贫困户”模式,让贫困户有稳定收入。

　　“提高教育水平是帮助贫困人口从根本上脱贫的关键。”晴隆县副县长、三宝乡党委书记龙汉勇说,在制定易地扶贫搬迁计划时优先考虑了教育,从去年3月起,全乡700多名中、小学生被先期安排到县城学校就读,激发了贫困群众脱贫的内生动力。

　　“我只认得几个数字,不认识汉字。”41岁的三宝乡彝族村民张兴洪说,自己和妻子多年在外打工吃过没文化的亏,再难也要想办法供两个孩子上学。

　　滇黔交界处的乌蒙山区毕节市威宁县石门乡教育基础设施欠账较多,“乡民族中学和中心小学挤在一处,教学设施十分简陋。”威宁县教育局基建办主任赵红春对记者说,为改善办学条件,上级投资上亿元重新选址修建中学,并在全乡同步实施190多个项目,涵盖13所中小学和幼儿园。

　　如今,坐落在半山腰的石门民族中学异常醒目,充满现代气息的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微机室、体育场馆等一应俱全,校园已成为当地最美的风景。“全校有22个教学班,学生有1044人,一些因择校而流失的学生又回来了。”校长李正东说。

　　为弥补“教育短腿”,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从江县每年从县级财政新增100万元支持教育,县委书记张广渊说,2017年在继续压缩6%行政经费用于教育的同时,还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教育扶贫,“就是要通过发展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