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疆的冬日总是要来得晚一些,在温暖的冬阳沐浴下,克孜尔山谷中树叶金黄、河水欢唱,一派静谧祥和的景象。鸠摩罗什静静地俯身沉思,周身笼罩在午后的阳光中,同身后盘旋的阶梯、红褐色山峦中层层叠叠的石窟群、湛蓝的天际线融为一体,成为方圆几十公里荒原内一处有山有水有丛林有佛像的神奇所在……

 

 

　　所有不远千里万里来到天山南部阿克苏克孜尔山谷的人们,都是奔着石窟壁画来的——开凿于公元3世纪末的克孜尔石窟,距离我们已经有千年之遥。克孜尔石窟坐落于悬崖断壁之上,绵延3公里。它是我国开凿时间最早、规模最大、洞窟类型最全、地理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群,大约开凿于公元3世纪的东汉,在公元8-9世纪的唐末渐停,延续时间之长在世界各国也是绝无仅有的。

 

　　与敦煌、龙门、云冈并列为全国四大石窟的克孜尔石窟,是汉唐时期西域佛教文化中心之一。整个石窟规模宏大,有4个石窟区,现已正式编号的石窟有236个。作为龟兹石窟艺术的发祥地之一,克孜尔石窟的建筑、雕塑和壁画艺术,对中亚、西亚乃至东亚古代文化渊源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如果说敦煌莫高窟是以多姿多彩的佛教壁画闻名于世,那么克孜尔石窟就是一条壁画的长廊,其内容之丰富,画面之精美、色彩之斑斓、人物之多样,简直就是“故事画的海洋”。德国探险家勒库克曾经称赞说,克孜尔石窟的壁画是他们“在中亚任何地方所能找到的最优美的壁画。”2014年6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克孜尔石窟作为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的一处遗址点,成功位列《世界遗产名录》。　

 

　　克孜尔石窟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克孜尔镇东南7公里处明屋塔格山的峭壁断崖上,南面是木扎特河河谷,属于龟兹古国的疆域范围。龟兹古国地处古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冲,曾经是我国在西域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佛教从印度传入新疆后,在此形成“西域佛教”,又传入中原。

 

　　行走在新疆大地上的20年间,我曾多次前往克孜尔山谷,即使在最近一年里也多次伫立克孜尔石窟壁画前,仿佛在时光的隧道里旅行,任由思绪翻飞穿越,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无名画师们用虔诚的绘画描绘自己心目中的佛陀形象,表达自己对信仰的执著。

 

　　目前遗存在克孜尔石窟的上万平方米壁画,除了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和经变图画,还描绘了千年前西域的生产、生活场景、山水风土、供养人和飞禽走兽等,其中大量壁画表现了当时西域的世俗生活场景,如畜牧、狩猎、农耕、骑乘和古建筑等,丰富多彩,栩栩如生,简直就是一部古代新疆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在克孜尔,保存有早期壁画的洞窟和大像窟数量远远超过了阿富汗的巴米扬,有些洞窟的年代甚至比敦煌莫高窟还要久远。带着朝拜的心情拾阶而上,仰望山崖间鳞次栉比的一间间洞窟,耳旁有风声掠过,心中升起无限畅想。回想千年之前,修道的佛教僧侣们,在茫茫戈壁荒山间艰难行进,在四面山崖之中,突然发现一处草木葱茏、泉水流唱的绿洲所在,那是何等的惊喜!从此安下脚步,于荒崖中停驻,从红山谷掘进,凿石窟于崖上,绘壁画于山石,日出开绘,日落打坐,日复一日,绵延六七百年而不息,终将一座不知名的荒山,绘就成佛教圣地。

 

　　徘徊在克孜尔石窟壁画前,你会被描绘释迦牟尼佛前几世苦难苦行,积善积德的故事深深打动。这些佛教本生的故事画,被卓越的画师们别具一格地描绘在一个个菱形画面中。猕猴王本生故事,叙述了释迦牟尼前世为猕猴王时爱护群猴,最后舍生救猴群的曲折故事。描写这个故事的佛经,16开本杂志大小就有200多页,但克孜尔石窟的画师们却把这个长长的故事凝练定格在一个画面里。画面上,只见奔逃的猴群面临深涧,追捕的猎人引箭待发,猕猴王前后脚攀住深涧两岸的树干,以身为桥,引渡群猴。它身上有猴子在奔过,它衰竭的体力很快就支持不住了,却仍转面焦急地顾盼稚弱的猴子们。这幅画把猕猴王舍生忘死,关心群猴安危的拳拳之情,描绘得活灵活现。

 

　　而壁画中最让我心灵震撼的故事,就是有“故事画之冠”的17号洞“舍生取义”壁画。这个洞窟四壁、窟顶、甬道、龛楣,到处都是色彩艳丽的壁画。其中一幅描绘的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支驼队,满载货物的骆驼昂首而立,眼望远方。驼前两个脚夫头戴尖顶小帽,脚蹬深腰皮靴,身穿对襟无领长衫,满脸须髯面向前方,振臂欢呼。在脚夫前面还有一人,只见这人两眼微闭,神态自若,高举着正在熊熊燃烧的双手,在山洞前照亮了骆驼商队前进的方向!这就是“萨薄白毡缚臂,苏油灌之,点燃引路”的佛本生故事。

 

　　当你站在晦暗的石窟里,面对这个燃烧自己照亮前路的旅人,当你看到一个人为了将满载货物的驼队和队友带出黑暗的山洞,不惜点燃自己的手臂当作火把；当你看到猴王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们安全渡河舍身做桥；当你看到鹿王为了解救众鹿不惜舍弃自己的性命；当你看到摩诃萨埵王子为了拯救饥饿的幼虎而舍身饲虎……你会被这种舍弃小我、“燃臂引路”“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深深触动。

 

　　克孜尔石窟正是以这样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艺术背景,让人驻足良久浮想联翩不舍离去。但石窟内随处望去都是满目疮痍,又着实令人心痛不忍再睹:放置释迦佛的拱形佛龛里空空如也；壁画上所有佛像左半边袈裟均被剥走——因为它是金箔制成的；甚至整面的壁画都被野蛮盗割揭走,只在洞壁上留下斑斑斧凿刀割的痕迹,遗存壁画的病害侵蚀进程也随之加剧。19世纪末20世纪初,接踵而至的西方探险队从克孜尔石窟劫掠走了大量精美的壁画。如今在许多西方国家的博物馆、艺术馆,特别是德国的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都陈列着大量被探险队从新疆劫掠走的克孜尔石窟壁画。真可谓是丹青斑驳处,涕泪满衣襟呢!

 

 

　　千里迢迢来到克孜尔石窟的人们,都会被石窟前具足自在的鸠摩罗什沉思雕像所深深吸引。这尊深黑色的雕像背东朝西,高约3米,坐姿参考了壁画中思维菩萨的姿势。年轻的鸠摩罗什身躯雄健,束帛座上,头微倾俯,沉静凝思。面目英俊秀朗,神情安详自在。静立在佛像下,在龟兹故地仰望鸠摩罗什,他的眼睛似若有所思,又深不可测,在身后气势恢宏的石窟映衬下,神采飞扬的鸠摩罗什不羁中流露出洞悉世事的气定神闲,恬淡中自有儒雅超群的清明睿智,似拈花微笑,又随喜随叹……

 

　　1994年9月9日,“鸠摩罗什与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纪念鸠摩罗什诞辰16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克孜尔石窟开幕。世界各地云集而来的专家、学者、寺庙长老及弟子数百人参加了鸠摩罗什雕像热烈而庄重的揭幕典礼。国学大师冯其庸先生欣然命笔给鸠摩罗什塑像题记的墨宝,被制成铜牌安置在佛像的基座上。岁月荏苒,而今,西域高僧鸠摩罗什的沉思像已经成为龟兹文化的标志性建筑。

 

　　鸠摩罗什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与玄奘大师齐名,是东晋时后秦的得道高僧,也是我国著名的佛教大翻译家,梁启超称他是“译界第一流宗匠”。“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简雅优美,包含无穷智慧的偈语,就出自鸠摩罗什所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也是他所译经文中最广为人知的一段,被称为“六如偈”。　

 

　　公元401年后,鸠摩罗什在长安组织了规模庞大的佛经译场,率弟子僧肇等800余人,译出《摩诃般若经》《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金刚经》等经和《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等论,共计有74部384卷。由于译文非常简洁晓畅,妙义自然诠显无碍,所以广为流传,深受众人喜爱。他所译出的经论,大部分成为我国佛教各宗立宗的经典依据。

 

　　在中国佛教的译经史上,鸠摩罗什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史家统称罗什以前的译经为“旧译”,称罗什译经为“新译”。在坚持准确传递佛经旨意的前提下,鸠摩罗什对原文删繁就简,突破陈规,改直译为意译,讲求简白晓畅,通俗易解。他的译著在中原与深沉博雅的汉文化相遇、交融和碰撞,赋予了佛教更丰富的生命意义。在译经中,鸠摩罗什注重融汉文与梵文之长,古朴典雅,自然生动,创造出了一种具有外来语和华语调和之美的新文体。经鸠摩罗什翻译的佛经,在义、音两方面,都算得上是尽善尽美,炉火纯青,既不诘屈聱牙,又保存了“西域趣语”的特征,千百年来为僧众所喜爱。

 

　　虽然鸠摩罗什翻译的是佛经典籍,但他的影响力却远远超越了佛教的范畴。最妙的是,鸠摩罗什译作中还创造了大量的新名词和音译名词,如“大千世界”“一尘不染”“天花乱坠”“想入非非”“粉身碎骨”“回光返照”“火坑”“烦恼”“苦海”“魔鬼”“世界”“刹那”“智慧”“意识”“未来”“心田”“爱河”……这许多耳熟能详的佛经词汇,已然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语,不仅丰富了汉语语汇,也开启了我们的心智,丰富了我们的精神生活。他的翻译理论及所译的经、律、论,不失原意却又文辞优美,朗朗可诵,对唐以后千余年来中国的哲学、美学、语言,以至文化生活都产生了深邃的影响。佛教也渐与我国传统的儒、道并立而成为中国三大思想体系之一。　　

 

　　鸠摩罗什出生在古代龟兹。龟兹位于今天的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拜城、新和、沙雅一带,是丝绸之路北道的必经之地。西汉宣帝年间,汉朝政府设立西域都护府,下辖西域36国,其中就有龟兹国。东汉永平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为都护,居龟兹。”之后数百年,龟兹一直是西域的政治文化中心。公元前后,佛教从古代印度传入龟兹,受到王室尊崇,修建寺院开凿石窟,远近僧尼云集,殿堂香火缭绕。佛教在龟兹流行了千余载,龟兹也因此成为丝绸之路上国际化的佛教中心。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如果可以选择出生的时代与地点,愿生在佛教初传的龟兹。鸠摩罗什的父亲鸠摩罗炎是古印度婆罗门贵族,他抛弃相国之位,避世出家,东度葱岭,来到龟兹。龟兹王白纯迎请他为国师,并“以妹妻之,因生罗什”。出自皇室贵胄的罗什自幼聪敏,被誉为龟兹智慧之子。7岁时他随母亲出家,游学天竺诸国,遍访名师大德,深究奥义,博闻强记,以大乘小乘互为师,传为佳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鸠摩罗什是千年以来知名度最高、个人影响最为广泛的土生土长的新疆人。

 

　　从20岁到38岁,鸠摩罗什常年巡回西域各地,受到当地居民的拥戴。《晋长安鸠摩罗什》记载说:“西域诸国,咸伏神俊。每至讲说,诸王长跪高座之侧,令什践其膝以登焉。什道流西域,名被东国。”西域故地对鸠摩罗什的学识风采无不服服帖帖。每到他开讲座时,国王们都跪在那里,请鸠摩罗什踩着他们的膝盖登座讲课。鸠摩罗什和他的大乘学说一时传遍了西域,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文化感召下,当时的西域诸地民风淳朴,社会和谐,风光秀美,物产丰盛。

 

　　公元413年,鸠摩罗什在长安逍遥园(今陕西户县草堂寺)圆寂,终年70岁。鸠摩罗什圆寂前曾立下誓言:“愿凡所宣译,传流后世,咸共弘通。若所传无谬者,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焦烂。”据《高僧传》记载,鸠摩罗什圆寂以后,弟子们依照佛礼予以火葬。鸠摩罗什肉身尽化,唯有舌头不烂。《中国佛教史》也记载,弘始十五年(413年),鸠摩罗什圆寂于长安大寺。依教焚尸时,“薪灭形碎,惟舌不坏”。为了纪念鸠摩罗什,当年大师曾开坛讲经说法十余年的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还建有“舌舍利塔”。千余年来经多次修缮,至今巍然屹立的舌舍利塔,八角垂挂风铃,有风袭来,叮咚作响,余音袅袅,回荡在辽远的丝路古道上……

 

 

　　25岁的帕丽达·普拉提是克孜尔石窟的一名讲解员,她是名符其实的石窟女孩,因为爸爸是新疆龟兹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她和姐姐从小就在克孜尔石窟脚下长大。“我是讲解员,我姐姐是售票员。”帕丽达说,“在这儿工作特别好,研究院的好多老师都是看着我长大的,大家在一起工作生活,就像一家人一样。”

 

　　帕丽达对每个对外开放的窟都特别熟悉,随意打开一扇门,她都能滔滔不绝地为大家讲解一段。“我每天晚上空闲了都会看有关石窟研究方面的书籍,我还想好好学学英语,以后可以给外国游客讲解石窟壁画。”

 

　　冬日的午后,记者来到克孜尔石窟脚下的新疆龟兹研究院时,20年来一直从事佛教研究的新疆龟兹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台来提·乌布力正聚精会神地把《丝绸之路》翻译成维吾尔文。他告诉记者,克孜尔石窟虽然地处偏远,但仍有许多游客不辞辛苦远道而来参观,今年这里已经接待游客5万多人次,以内地游客和外国游客为主。

 

　　新疆龟兹研究院前身是1985年成立的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这是龟兹石窟保护和研究的专门机构。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以克孜尔石窟为中心的龟兹石窟研究已经在考古、美术、文化、技术保护、文物保管等专业方向上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研究院先后编辑出版了《龟兹石窟》《龟兹佛教文化论集》《龟兹艺术研究》《龟兹石窟研究》《龟兹壁画丛书》(一、二册)、《回鹘之佛教》《王玄策事迹钩沉》等专著。研究院还参与编辑了《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新疆壁画全集》《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新疆卷》等大型画册,并与当地史志编纂委员会联合编辑了《克孜尔石窟志》,这是一部关于克孜尔石窟比较全面的志书。

 

　　新疆龟兹研究院的各民族工作人员还常年坚持在洞窟临摹壁画,目前已临摹壁画数百平方米,这项艰巨的任务是克孜尔石窟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对石窟的保护与研究意义重大。为了让世界了解和研究龟兹石窟,新疆龟兹研究院还广泛开展龟兹石窟研究国际合作,先后在克孜尔石窟举办了多次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包括“唐代西域文明——安西大都护府国际学术讨论会”等学术会议,对提升克孜尔石窟的知名度与深入开展国际合作研究大有裨益。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文物局也先后派出多位我国一流的石窟保护研究专家,对克孜尔石窟进行细致的科学勘察、测绘和实验,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对克孜尔石窟进行基础维修和加固,对洞窟进行防水处理、想方设法破解壁画脱落黏合、烟熏壁画清洗、古龟兹文字破译以及埋没洞窟的发现清理等难题,并先后出台了多部保护和管理条例。“克孜尔石窟是龟兹石窟的代表,而龟兹石窟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中西方文化交融的见证。”台来提·乌布力告诉记者,由于地下水丰富,今年研究院也投资千万元对部分洞窟掩体进行加固,对地下水进行处理,“这都来自于国家文物保护的专项资金,之前我们还做过壁画病害处理和保护项目,目的就是延长克孜尔石窟和壁画的生命,把文物留给后人。”

 

　　其实,自20世纪上半叶起,克孜尔石窟就屡见于国人游记或考察报告,其中较为重要的是考古学家黄文弼和画家韩乐然的科学调查工作。参加中国和瑞典联合组织的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古组工作的黄文弼先生,1928年在塔里木盆地进行考古调查期间,曾在克孜尔石窟工作过,他对140多个洞窟进行了编号,绘制了洞窟分布和平面示意图。在清理部分洞窟时,发现了多种文字的文书写本和钱币等遗物,其中的汉文纪年文书,对克孜尔石窟的变迁情况提供了可供断代的参考资料。此外,他还收集了一些剥落的壁画残块并将壁面上刻划图象进行拓片。可以说,黄文弼先生是我国系统地考察与研究龟兹石窟的先驱者。

 

　　第10窟主室是一个供僧人休息打坐的窟,在这里记者还有幸“结识”了石窟最早的保护和研究者之一,朝鲜族画家韩乐然。他曾于1946和1947年两次来到克孜尔石窟进行考察。他对洞窟进行了编号、记录、拍照和临摹,对石窟分期进行了探讨。他根据画面的色调、构图、画风以及绘于中心柱窟主室券顶中脊的天相图的变化将壁画分为上、中、下三期,时代界定在公元前至5世纪之间。遗憾的是,韩乐然在考察完毕返回内地途中,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他收集的克孜尔石窟和壁画资料也都毁于一旦。

 

　　历史专业毕业的台来提·乌布力继承了先驱者们的事业。他认为,龟兹石窟文化遗产不仅是古丝绸之路文化的重要标志,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疆龟兹研究院作为古丝绸之路龟兹石窟文化遗产的保护者、传承者,近年来深入挖掘和创新阐释龟兹石窟文化遗产资源蕴含的人文精神,充分发挥文物鉴史、资政、育人的作用,努力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独有的文化支撑和历史记忆依托。

 

　　作为新疆在古代历史、宗教和文化研究中学有所成的学者,台来提·乌布力自今年2月起被抽调参与调研撰写《关于新疆若干历史问题研究座谈纪要》中有关民族、宗教和文化部分。作为在新疆基层长期从事古代宗教文化研究的学者,他常被人问道:你是一个维吾尔族人,为什么从事佛教研究?“我回答说:龟兹石窟文化遗产不仅仅是佛教遗址,更是我们新疆自古以来多元文化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见证。我的研究就是要阐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文化、多宗教信仰、多人种汇集的地方,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与内地各民族群众共同缔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