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到了。随着一个新的时间到来的,除了憧憬,还有怀旧。有一个时间,似乎已被遗忘,那是1918年,足足100年前,一个混乱不堪的时间,尽显人类的傲慢与偏见、贪婪与狂妄、野心与任性、迷惘与挣扎。也让人沉思:到底是什么,在主宰人类命运?

　　百年后回望1918,我们更加赞叹: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这个仍然充满纷争的世界,是多么的珍贵!

　　1918年新年第一天,欧洲没有迎接新年的喜悦,无数欧洲青年趴在泥泞的堑壕中,绝望感与浑身发霉的感觉交织在一起,更绝望。他们还不知道,这场导致欧洲尸山血海的漫长得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战争,即将在这一年底结束。但在1918年刚开始的时候,战争并没有结束的迹象。他们不停地战斗,只是因为要战斗要战斗要战斗,却忘记了为了什么目标去战斗。

　　同一天,在遥远的中东,叙利亚塔菲拉,30岁的英国人托马斯·劳伦斯,正骑着骆驼在沙漠狂奔,他带领麾下的阿拉伯起义军,准备对土耳其军队发动一场经典的战役。托马斯·劳伦斯是个考古学家,机缘巧合加入了战争,他热爱阿拉伯,从外表看,他晒得黝黑,跟阿拉伯人没有两样。后来,获得奥斯卡奖最佳影片奖的《阿拉伯的劳伦斯》,讲述了他的传奇故事。

　　23岁的塞尔维亚青年加费格里·普林西普在萨拉热窝的监狱里迎来了1918年,他压根也没想到,会因为自己刺杀奥地利皇储弗兰茨·斐迪南大公夫妻而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刺杀成功后,他先是想用枪自杀,被人制止,旋即吞下准备好的一小瓶氰化物,但毒物已过期,只引发了他的呕吐。他在监狱里时时咳血,不是被虐待,而是因为肺结核,这种病最终在1918年4月夺去了他的性命,他没有看到战争结束。

　　19岁的美国青年海明威此时正活跃在欧洲战场,他生性酷爱冒险,一战爆发后,海明威果断辞去许多人艳羡的记者一职,报名参军,但因为视力不好被刷了下来。后来美国红十字会帮助意大利招募救护车司机,海明威便抓住机会进入了军队,当了一名急救车的司机。他即将在这一年迎来自己最严重的一次受伤:一个膝盖被打碎,230余块炮弹碎片和机枪弹头嵌入他的身体。即使如此,他还是救了一名意大利伤兵。这段经历,他后来写进了《永别了,武器》。

　　在地球的另一边,中国,孩子们比较开心,因为元旦放假,在浙江的嘉兴县,各学校甚至在1918年元旦放假5天。但中国并不太平,虽然远离欧洲一战战场,国内也是时有战端。一年多前,袁世凯在短暂称帝后死去,中国进入军阀混战阶段。1918年,中国正陷入南北分裂,北洋政府与广州军政府的南北两军厮杀不休,而大小军阀,也在各地抢占地盘,互相攻击。

　　同样在这一年,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一种可怕的病毒正在慢慢扩散。这是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一场流感,在1918年席卷全球,当时约17亿世界人口中,患病人数超过5亿,发病率约为20%-40%,据统计死亡人数在2000万-4000万人。这场流感最先在美国堪萨斯州的芬斯顿军营出现,西班牙是最早公布这次流感的国家,因此被称为“西班牙流感”,病株从来都没有被真正地辨认,来匆匆、去匆匆,在18个月内便完全神秘地消失。

　　这就是1918年,世界在一片混乱中进入了这一年。

　　如果回溯100年前的混乱,我们能发现两个字:“失控”。

　　这一年刚开始的时候,整个协约国都垂头丧气,认为自己的失败不可避免,一位英国爵士曾这么向丘吉尔抱怨:“如果这场战争再进行12个月,那么,企图消灭德国的我们反倒可能自取灭亡。”相反,德国人则满怀信心地准备大决战,俄罗斯人已经退出战场,他们把兵力全部集中到了西线,甚至用最新研制的射程长达120公里的巨型大炮开始轰炸巴黎,让法国人心理更加崩溃。这种大炮就取名叫“巴黎大炮”。大军逼近并炮击巴黎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信心满满,他甚至做了这样的设计:如果英国代表团来求和,必须照德国的规矩下跪,“因为这是君主制对民主制的胜利。”

　　但是,就像“巴黎大炮”没有命中任何军事目标一样,原来的设想与事实的走向,完全两样:这一年底,德国崩溃了,德军开始起义,差一点就上演了德国版的“十月革命”,德皇黯然下台,躲到荷兰。以德国为首的整个同盟国都垮掉了。

　　历史如此吊诡,与一战爆发前如出一辙。

　　斐迪南大公本来可以不让自己的死亡成为导火索,他坚持在一个危险的时刻去访问萨拉热窝,完全是基于爱情:他的夫人并非皇族出身,遭遇各种歧视与冷遇,但夫妻一起到被吞并的萨拉热窝,可以享受最高礼遇。他的出发点就这么简单:远离繁琐与刻板的宫廷,到远方证明自己忠贞的爱情。刺客早就等好了,但第一次刺杀没有成功,炸弹炸伤了皇储的随从。如果斐迪南大公及时开溜,也不会有事,但他坚持按照皇族礼节,去医院看望受伤的人。但司机走错了方向,就在车辆掉头的时候,死神来临。

　　关于这次刺杀,有多个版本,其中一个版本说,普林西普在第一次刺杀失手后,很郁闷,正在小酒馆里喝酒解闷,突然看到刺杀对象的车居然开过来,就停在自己前面。美国作家梅宁在《一战秘史》中则写道:普林西普是刺杀小组最后一个刺客,王储的车掉头的地方,离他只有五英尺远,于是他出手了,开了两枪,一枪一个,致命的两枪。梅宁在《一战秘史》写道:“这也许将是一个流传千古的巧合。”

　　斐迪南大公遇刺,让整个欧洲政坛震惊,各种战争机器开始发动,但距离一战爆发,还有一个月时间,危机或许可以避免。许多年后,基辛格曾在《大外交》一书中感叹:一战原本可以避免,欧洲高层错失了利用斐迪南大公夫妇葬礼的机会沟通斡旋的良机。事实上,欧洲皇族之间,有着复杂的姻亲关系,比如英国国王爱德华,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舅父,他同时还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姨父,女儿是挪威皇后,两个侄女分别是西班牙和罗马尼亚王后……“葬礼外交”在欧洲由来已久,1910年,英国国王爱德华去世后,王公显贵均会聚于伦敦,美国作家巴巴拉·塔奇曼在名著《八月炮火》的开头,就是这么写的:“1910年5月的一个上午,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出殡,骑着马在队伍中前进的有九个帝王,多么宏伟的一个场面……”

　　但是斐迪南大公夫妇的葬礼,却未能成为一战爆发前欧洲政坛的最后一次沟通机会,原因也很简单:斐迪南大公的夫人,并非皇族,大佬们都不愿意出席葬礼……何等之傲慢与偏见。就如同《八月炮火》中所写的爱德华的葬礼:“王公贵族,达官显贵,在类似场合云集一起,这是盛况空前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灵柩离开王宫时,议会塔尖沉闷的钟声报时9下,但在历史的时钟上则是日薄西山的时刻。旧世界的太阳正在西坠,虽日华灿灿,但已奄奄一息,行将一去不复返了。”

　　一战,摧枯拉朽般摧毁了一个旧世界,但是,并未建立一个新世界。如今回想,这就是傲慢与偏见的巨大代价。世界政坛一个优秀的政治家群体的出现,要等到二战开始之后了。

　　一战爆发之初,没有几个人认为这是一场会如此漫长也如此残酷的战争——无论是主宰国家命运的人,还是成为炮灰的人。

　　怀揣着兴高采烈的盲目自信,整个欧洲神情轻松地踏上了战场。史载:德皇威廉二世在8月的第一个星期对出征的将士说:“你们在叶落之前就会凯旋回家。”那天下午,一位德国伯爵说,战争不会打上10周之久,而另一位伯爵更乐观,认为只需8周,而后说:“你我将在英国聚首。”一名即将开赴前线的德国军官说,他预计可于9月2日在巴黎的和平咖啡馆吃早餐。德国的敌人——俄国军官也预计将在大约相同的时间进入柏林。他们考虑的问题,不是俄军是否取胜,而是需要打两个月还是3个月,认为需要打6个月的人,会被认为态度悲观的挫败主义者。法国人更是孤注一掷,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速战速决上,因此,他们连重要的铁矿区都没有守卫。他们的理由是:胜利之时,这个地方也就会自然收复。

　　平民百姓,更是对战争的到来欢呼雀跃。著名作家茨威格当时在街上看到的是人们喜气洋洋地迎接战争,新兵们笑着向母亲们高声喊道:“圣诞节我们就回到家了。”连他本人也被这种崇高感感染,感受到战争的激情有诱人之处,后来,他在《昨日的世界》一书中反思道:“那种可怕的、几乎难以用言词形容的、使千百万人忘乎所以的情绪,霎时间为我们那个时代的最大犯罪行为起了推波助澜、如虎添翼的作用。可是在1914年,人们对战争又知道些什么呢?人们已经享受了半个世纪的和平,他们不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在他们看来,战争是奇遇,恰恰是因为离得遥远,从而赋予战争一种英雄色彩和浪漫色彩。”

　　茨威格沉痛地写道:“战争被描述成一场短途旅行和冒险,年轻人甚至担心失去一生中最美妙的事情。他们急急忙忙地跑去报名参军,在开往葬身之地的列车上欢呼、唱歌……那是无知的一代人的战争,恰恰是各国人民一味相信自己一方事业的正义性,成了战争的最大危险。”

　　到1918年11月11日战争结束时,死了950万军人:德国200万人,俄国180万人,法国140万人,奥匈帝国100万人,土耳其80万人,英国72.3万人,意大利57.8万人,美国11.4万人……《一战秘史》中写道:大战整整持续了52个月,德国每小时死55个人,每天死1330人。哈布斯堡帝国每5个人中就有1个人死,“这些死亡数目不包括负伤的1500万人,不包括多达900万的战俘,也不包括数百万计死于各种非命的平民。”

　　欧洲持续已久的古典优雅的时代彻底结束了,人们感受到了现代化带给战争的可怕魔力,还有人性在现代化中的迷失。　　

　　美国学者斯科特·安德森在《阿拉伯的劳伦斯——战争、谎言、帝国愚行与现代中东的形成》一书中写道:“但在1914年夏天,绝大多数人都忽略了一个关键的细节:在过去的40年中,武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关于武器的老观念都已经过时了。这都是些不起眼的简单东西——机枪、长射程炮弹、带刺铁丝网——但就是因为这个疏忽,欧洲将闯入一场与大多数人的预期大相径庭的杀戮。”

　　在马克沁机枪等现代的武器前面,却还是古典的战争理念,一战的巨大悲剧,就在于此:1916年索姆河战役首日,英法联军就有5.8万人伤亡。索姆河战役141天时间里,英法联军阵亡61.5万人,德军阵亡65万人,这100多万人大都是马克沁机枪的冤魂。欧洲几乎整整一代人,丧命于机关枪下。但整个战役,英军只往前推进了两英里,平均每推进一厘米阵亡两人……

　　跟参战之初的预设大相径庭,没有英雄主义,只有残酷而荒诞的死亡。到了1918年,士兵已极度厌战,逃亡、哗变、暴动、起义此起彼伏。著名作家雷马克在小说《西线无战事》中,通过普通士兵的视角,把战争的残酷写到了极致,生命如此脆弱,死亡可能随时降临,战士们觉得“仿佛待在自己的坟墓里,等待着被掩埋起来”。战场上的偶然性,使他们无法把握自己生命的下一秒钟。他们上战场前先已经看到了为自己准备好的棺材,而死后能得到一副棺材,却又是一个巨大的奢望。《阿拉伯的劳伦斯——战争、谎言、帝国愚行与现代中东的形成》一书则写道:“这一切对于欧洲人集体意识的影响将会极其深远,最初的狂喜会让位于震惊,震惊变成了恐惧,然后随着残杀漫无止境地一天天持续下去,人们最终会陷入麻木的绝望。”“最终,欧洲公众回想起自己在1914年8月欢庆战争爆发的喜悦,看到的简直是另一个时代,是一群稀里糊涂、轻易上当的原始人跳的一场死亡之舞。”

　　一战结束后,出现了“迷惘的一代”。海明威把这句话作为他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的题词。

　　海明威满腔热血来到一战战场,却没有感受到英雄与正义。他在意大利前线,亲眼目睹米兰附近的一座弹药库爆炸后的现场,临时停尸场中的女尸,多于男尸,令海明威极为震惊——男人都上战场去了,只能让女人和孩子来生产军火。一战结束后,海明威回到美国,陷入了深深的迷惘之中:“旧的希望破灭了,新的理想又没有建立,前途渺茫,思想空虚。”

　　是的,怎么不迷惘呢?在当时代表了人类文明最高水准的欧洲,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一场残酷的却没有太多实质意义的战争?《被遗忘的浩劫——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书中写道:“从来没有哪一场战争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打击人类的自信心,从来没有哪一场战争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摧毁人类的信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作为毁灭之神降临人世的,它不仅毁灭人的性命,毁灭沙皇俄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历史悠久、实力雄厚的专制王国,更毁灭了人类的价值观和信仰,毁灭了人类辛勤建造的文明大厦。从本体论的角度讲,被毁灭的还有战争本身。第一次世界大战无异于人类一次超大规模、惨烈异常的自戕。”

　　为何叫“被毁灭的还有战争本身”?《被遗忘的浩劫——第一次世界大战》写道:“从战争走向和平的过程,往往是从秩序崩溃走向秩序重建的过程。受人尊敬的战争,应该担当起重建和平的新秩序的道义责任。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显然亵渎了战争的道义名声,它对秩序的摧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对秩序的重建也表现出了惊人的低能。”

　　一战爆发的背景,学者著述颇多,共识是帝国主义国家围绕着世界霸权和殖民地的争夺,长年积累的矛盾的一次总爆发。德国的崛起,历史的恩怨、巨大的利益、蓬勃的野心、狂热的自大,在各种博弈、讹诈、恐吓、冒险的综合作用下,又有几十年持续和平积累的巨大物质财富的底气,没有人愿意去寻找和平,都希望用一场战争来迫使对方就范,解决问题。但问题解决了吗?一战刚结束,法国的福煦元帅就断言:“这不是和平,只是20年的休战。”果不其然,在停战短短20年后,更大规模的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西方列强信奉丛林法则、弱肉强食,注定了这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战争结束后的巴黎和会,就成为赤裸裸的分赃大会。且不说日本人出力最少,却成为最大的获利者,从德国手中攫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势力范围,就说说“阿拉伯的劳伦斯”的故事:

　　在一战中的中东战场,出生入死、被誉为“沙漠奇侠”的劳伦斯,与他的阿拉伯兄弟兴高采烈地迎来了战争结束,却发现:他帮阿拉伯人从奥斯曼帝国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却又落入英法的殖民范围。他成为大家交口称赞的英雄,但西方只聚焦于他个人的英雄事迹,却丝毫无视阿拉伯人的权益。他甚至只是一个象征,英国国王和首相在公开场合上赞扬他为英国作出的贡献,暗里却在他们的备忘录上,写下这样的判断:劳伦斯于英国的利益有害无益。

　　利益,利益,都是利益。

　　劳伦斯用他的方式进行了反抗:1918年10月30日早上,劳伦斯受命走进了白金汉宫,国王要为他举行隆重的授爵仪式,王后与一群大臣悉数出席。这样的场合,是每个英国人梦寐以求的。按宫廷礼仪,劳伦斯要跪在授爵凳上,国王将为他授予饰带和勋章,并用剑拍击肩膀,吟诵誓言,他因此成为一位大英帝国骑士。

　　但劳伦斯没有跪下,他告诉国王:拒绝接受爵位。这是极其罕见的事。史载:当时国王乔治五世手足无措,玛丽王后眼神愤怒如火,却只能看着劳伦斯拂袖而去。

　　“战争的原因与个人之间竞争的原因完全一样:贪婪、争强好胜、骄傲,以及对食物、土地、资源、燃料与霸主地位的欲望。国家有像我们一样的本能冲动,却缺少像我们一样的自我约束。个人服从约束是靠道德和法律的力量,彼此都同意用协商的办法来代替争斗,因为国家为他提供了对生命、财产和各种法律权利的基本保护。而国家本身不承认受任何实质性的约束,这或者是因为它太过于强大,可以不理会任何违背其意志的干扰；或者是因为没有超级大国为它提供基本的保护,也没有国际法和国际道德标准对其进行有效的约束。”美国著名学者威尔·杜兰特和夫人阿里尔·杜兰特在《历史的教训》一书中如是写道。

　　世界进入了2018年,西方有人预言:这一年,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更多的人,认为这一年不会爆发太大的危机,和平仍是主流。

　　是的,在那么多惨痛的教训之下,这个世界应该越来越理性,让交流、协商、沟通来主宰人类命运,而不是傲慢与偏见。

　　对于世人来说,100年已经非常久远,但是不应遗忘,1918年,这个混乱的人心迷惘的年代。黑格尔曾叹息说:“各国人民和政府从研究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东西,就是他们从研究历史中学不到什么东西。”这正是从历史中领略智慧的重要性: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

　　祝2018年,和平安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