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从1978年8月到1980年1月,我从新华社总社下派到黑龙江分社和辽宁分社,当了两年记者,奔走于白山黑水间。这是我40多年新闻生涯中一段难忘的经历。

　　1978年8月10日下午,时任副社长穆青同我谈了一次话,说“社党组同意你到分社锻炼的请求,决定派你作为分社负责人,到黑龙江分社,协助分社社长孙铭惠搞好报道。希望你下去好好锻炼,做出成绩。”我那时43岁,已在总社工作了21个年头。

　　8月21日,我坐火车从北京到达哈尔滨。这里曾是我度过大学生活的熟悉的城市。

　　文革十年刚刚结束,这座美丽的城市明显带有那场风暴造成的创伤痕迹。入夜,街上的路灯发出昏暗的光,电力供应十分紧张。街头冷冷清清。

　　安顿下来之后,未上班之前,我先去拜访母校哈尔滨外语学院(现黑龙江大学)班主任李景琪教授。只见他从厨房拿来一个小包,在桌上一敲,当当响,说“你这个大记者猜猜这是什么东西?”我一时茫然。他说:“这就是哈尔滨的蛋糕!”

　　上班当天,社长孙铭惠向我介绍了分社的情况,欢迎我来协助工作。老社长亲切而坦诚,让我感到温暖。我也与采编主任雷仲予、康伟中,办公室主任陈仲明见了面。我提出,过去多年从事国际报道,对国内报道不熟悉,希望大家多帮助。我愿意先到大庆油田住一段,体验一下。他们都表示支持。

　　8月下旬,我坐分社的吉普车前往大庆。黄昏时分,晚风凉爽,四野空旷无人,一片草原景象。汽车全速前进。

　　新华社大庆记者站在著名的大庆七号院。虽然是平房,可不是一般干打垒,里面条件很不错,我自己一间办公室兼卧室。站长郭玉德多年在大庆采访,情况很熟,也很能干。由于大庆油田当年在国内的特殊地位,新闻报道量很大,记者力量配备较强。记者有王德华、陈坚发、周佩琪、徐英杰,后来又来了王长宽以及总社国内部工业组长张新民。分社康伟中、石堪砺、范惠琛也常来。记者站每天很热闹,尤其到了晚上,大家聚在一起,聊天侃大山,议论纷纷,那正是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大家对国家的形势和未来的发展,对理论务虚会,对真理标准大讨论,对农村大包干,对柬埔寨战争,天南海北,国内国外,热烈地议论着,争论着。

　　白天,我与记者一起出去采访,听大庆人讲大庆的故事,看石油人在井台采油,也参加油田指挥部的电话会议,感受大庆人战天斗地的奋斗精神。我陆续写出了《大庆向现代化大油田迈进》等报道,以及一些人物专访和通讯。那四个月,很愉快,很充实。

　　过了春节,我回到哈尔滨,在分社编辑签发稿件,也下去采访。那年春天,吃肉难的问题依然困扰着号称北大仓的黑龙江省。为此,我选定了一个调研采访题目《黑龙江吃肉难问题调查》。我采访了省经济和农牧业部门、商业部门负责人。被采访者当时对解决这个问题都没有信心。他们认为,黑龙江石油、森林、煤炭,以及动力、机械工业较为集中,靠自己力量解决吃肉问题是很难的。没有想到,三中全会以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吃肉问题很快迎刃而解,出现了猪肉进关的新景象。

　　1979年春,中越边境战事吃紧,当时中苏对峙,苏联百万大军陈兵中苏边界。由于担心苏联在北边进犯,地处前线的黑龙江省也在备战,以防万一。我们黑龙江分社也作了相应准备。后来事实证明,中苏边境并未发生军事冲突。

　　4月,在报道完松花江两岸春耕备耕之后,我回到总社,参加国内工作会议,社领导告知我调任辽宁分社副社长、党组副书记,从而结束了在黑龙江九个月的记者生活。

　　在总社,穆青副社长再次与我谈话,肯定我在黑龙江的工作成绩,说“辽宁分社报道任务重,社党组决定改派你到辽宁任职”。我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五一过后,我就来到沈阳。此时,东北已是春回大地的季节。一派生机盎然景象。

　　当时的辽宁分社,还在沈阳市中心,原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的大楼。由于辽宁经济在全国的重要地位,报道任务重,辽宁分社也是大分社建制,记者力量配备强。这里有不少全国有名的老记者,如李沉、徐放、崔诚五、顾铁风、王殿学、高方、李彦、程尚荣、张向波、张振镛、邢犁夫、苗明等。李惠民在我调到辽宁的同时,从辽宁调到黑龙江分社任副社长。

　　分社社长孔庆举,副社长李沉、马桂才向我介绍了分社和辽宁省的情况,与分社的同志见了面。我与老社长李沉在一个办公室。他是新四军干部,老革命,一头白发,和蔼可亲。

　　沈阳的经济状况当时依然艰难,吃住条件都比较差,与黑龙江差不多。分社对我照顾得很周到。

　　在沈阳住了一段时间,初步熟悉情况后,我便到鞍山采访。我们在鞍山设有记者站,康文第为站长。他陪我跑鞍钢。鞍钢是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为共和国的建设立下汗马功劳。我在鞍山住了半个多月,采访了炼钢厂、采矿厂、电厂,跑遍了整个钢城,使我对钢铁工业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写了一些新闻和通讯。

　　跑完了钢,我想跑电。当时的东北,百业待兴,工业和民用电力都十分紧张,拉闸限电是家常便饭,令人头疼。如何解决这个难题?东北电力状况究竟怎样?我同分社领导商量后,决定到东北电网调研。那是1979年10月,东北已是草木枯黄的秋天。我和年轻记者王启星开始在东北三省采访。我们把大连发电厂作为第一站,由南向北,辽宁清河发电厂、抚顺热电厂、吉林小丰满电厂、黑龙江镜泊湖电厂、齐齐哈尔新华电厂,最后在沈阳采访了东北电力管理局负责人。坐火车,转汽车,晓行夜宿,行程数千公里,走了半个多月,访问了近百人,包括电厂负责人、技术人员,用电大户,经济部门负责人,对东北电力吃紧及电网管理问题有了较深入的了解。

　　此次与我同行的工业记者王启星,年纪很轻,勤奋好学,肯动脑筋,文笔也不错。我们配合默契,合作得很好。他后来相继当了辽宁分社副社长、山西分社社长、半月谈杂志总编辑。

　　东北电网采访结束后,我和王启星除发了一些新闻外,重点写了一组六篇内参“东北电力采访札记”:《东北大小电网联网势在必行》《电网分散管理带来的怪现象》《电热不能分家》《烧百家煤的大电厂》《把水电用在刀刃上》《电力企业的呼声》。这组内参发出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作了批示。电力部部长刘澜波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专门约见了我和王启星,听取汇报。时任副部长的李力耕、李鹏也在场。刘部长对我们的采访和反映的情况非常重视,认为这对电力部的工作,对电力工业的改革与建设,很有帮助。

　　在东北三省跑了一圈,对东北这块黑土地,我的故乡,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感受。我还写了一首诗《东北是个好地方》,发表在《辽宁日报》上。

　　在辽宁分社工作了九个月,结交了一批当时很年轻的记者朋友,这些人朝气蓬勃,闯劲十足,非常敬业,顶起了分社半边天。李永长、李新彦、刘欣欣、赵力、赵文泉、董践真、孙连生、姜敏、张小龙等,后来都成为高级记者,业务骨干,其中多人出任各分社的领导职务。

　　秋去冬来,沈阳城雪花飘飘。1980年1月的一天,我正在省委机关采访,突然接到总社电话,调我回京。

　　分社全体同志为我举行了欢送会。九个月的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我和大家都有点依依不舍。有一位叫铁汉的老记者风趣地说:“假如我是一个妙龄少女,我一定会说,我爱你!”一句话,引起哄堂大笑。至今,仍有人提起这段趣事,虽然铁汉早已不在人世。

　　告别沈阳,告别分社同志,我于1980年春节前夕回到北京,接受了另一项工作任务——主编即将创刊的《半月谈》杂志。

　　东北是生我养我的故乡,也是我学习锻炼成长的地方。这将近两年的记者生涯,对于我后来主编《半月谈》杂志、主持国内部工作,以至做新华社的业务领导工作,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四十年过去了。那段时光,那片土地,那些伙伴,依然铭记于心,历历在目。我后来曾在《松花江赋》中表达过这样的感情:“金秋时节,吾登上八达岭长城向东瞩望,当年伙伴今何在?山川寂寥空怅惘。然透过秋阳白云远树平房,吾冥冥中感知:关东子弟在欢唱《塞北的雪》《太阳岛上》；同辈老友正尽享天伦晚晴,怡乐安康；长白山依旧巍峨圣洁苍郁,松花江长葆美丽清凉安详,黑土地远离战火天灾饥荒。新一代关东儿女,不忘过往历史悲壮,珍惜今日幸福时光,更勇敢投身改革开放之洪流,民族复兴之疆场!”